十一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對照《爵秩全覽 ·太常寺衙門》得知，光緒十九年太常寺的主管官員為：
太常寺題本中，才出現盛宣懷其名，並且注明“未到任”三字，與上引盛氏自述完全吻合。新世紀伊始，第一曆史檔案館丁進軍、方裕謹先生已撰文辨明此諭旨為偽。
近年從網頁上得悉，當“慈禧手諭”最初麵世的時候，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的夏東元教授，為撰寫《盛宣懷傳》，正在原上海圖書館老館長顧廷龍先生的幫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檔”裏——顧、夏兩位先生，可以說是對盛氏資料掌握最多的人，尤其是夏東元先生，為寫《盛宣懷傳》，把數百袋“盛檔”全部翻閱過一遍，但並沒有發現盛宣懷與釣魚島有關的任何資料。他們當即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認為此“手諭”
是假的，主要依據是上麵的日期和稱呼與盛宣懷當時的頭銜不符。所有這些史實表明：當光緒十九年時，盛宣懷既非“太常寺正”，亦非太常寺少卿，更不是所謂“太常寺正卿”——須知，其時太常寺卿、少卿定額為滿、漢各一員，是絕對不能“超編”的。倘在這種褒獎臣工的詔諭內，竟然把對方的職務錯寫得如此不倫不類，也是曠古未有的奇聞。
拙著 94年本問世後，承香港城市大學雷競璿先生賜寄高伯雨先生1974年初稿、 1990年修改的《釣魚台島屬盛宣懷？》一文，以洋洋灑灑的 14頁篇幅，從秦漢後無封土賜予臣僚談起，到對詔書本身的諸多硬傷詳細考辨其偽，並且舉出了盛氏後人的佐證：
從前有個朋友對我說，徐逸（即盛毓真）的哥哥在日本東京開設酒樓，他聽說徐逸手上有這樣的一件“詔書”，笑不可仰，他說：據他所某地賜給他為食邑，如果他要此事成功，就要拿出若幹銀兩來打點。盛答，待見過詔書之後才拿錢出來，現在隻能先付五千兩，送給他們喝點酒。不久後，有太監拿了詔書給盛宣懷看，盛知道是假傳聖旨，就沒有答應了。據說，這是在日本的盛毓度所說的。
能夠盜用宮中印章而又在“詔諭”內鬧出偌大笑話者，非太監們莫屬！
從另一方麵看，太監利用釣魚台、黃尾嶼、赤嶼造假，足以證明釣魚列嶼歸屬清廷，連宮內太監也熟知。詔諭雖係偽作，但盛氏廣生堂藥號長期曾在釣魚嶼采集藥材，卻是確鑿無疑的事實：這“不但是一種以采集生草藥（而後用以製成藥丸）的經濟行為，而且是一種特殊的‘土地利用’方式；此與台灣許多漁民每年前往釣魚台四周中國固有領海捕魚，同等重要。采藥與捕魚這兩種合法地使用釣魚台及其領海，同樣具有很高的曆史意義、地理意義與政治意義”。也就是說，迄於甲午戰爭爆發前 9個月，中國仍在釣魚列嶼海域和平地行使著主權。
中國是 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中華民族具有光明磊落的稟性，中國史家繼承了秉筆直書即“實錄”的優良傳統——“實錄”者何？班固等學者稱道： “〔司馬〕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中國學者有勇氣排除雖有利於己論但卻經不住推敲的個別史料，有信心認定此舉絲毫無損於釣魚列嶼之為中國領土的結論。
以“中國通”自詡的奧原敏雄教授，何不洗心革麵，在學習實事求是的“唐風”上下點功夫，並且身體力行之。譬如：釣魚列嶼究竟與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有何幹係？該列嶼之淪入日本手中的“依據”究竟是什麼？閣下敢於正視曆史而將其內幕公諸世人嗎？我諒至少目前閣下還不具有這種良知和氣度，隻好披露一二史實俾資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