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詩人阿裏奧斯托嚐試了十六種不同的形式寫作他的《暴風雨》，而寫作《瘋狂的奧蘭多》用了他整整十年時間，盡管這本定價僅為十五便士的書隻賣出了一百本。柏克的《與一位貴族的通信》算得上是文學史上最恢弘莊嚴的一部作品。在校樣的時候，柏克做了十分認真細致的修改，以至於最後稿樣到出版商手裏時，已經有點麵目全非了，印刷工人甚至拒絕校正，於是全部重新排版印刷。亞當·塔克為了寫作他的那部名著《自然之光》，也用去了十八年時間。梭羅創作的新英格蘭牧歌《康科德河和梅裏馬克河上的一星期》完全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雖然總共才印了一千冊，最後卻有七百冊退還給了作者。梭羅在日記裏寫道：“我的圖書館藏書一共有九百本，其中七百本是我自己寫的。”雖然這樣，他卻依然筆耕不輟，銳氣不減。
很久以前，兩個沒有任何教育背景、默默無聞的年輕人在波士頓一個條件很差的公寓裏見了麵，他們決心要對這個社會中一種根深蒂固的製度——黑奴製度發起挑戰。然而，對兩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的想法無異於以卵擊石。在世俗的眼光中，他們的行為是那麼的愚蠢可笑。要知道，他們所麵對的是多麼強大的敵人——這種製度牢牢地根植於我們國家最深層的政治土壤中，而且還與所有其他的社會機製和既得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不論是學者、政客、教會人士還是有權有勢者，也不管他們各自的信條或政見有著多麼大的分歧，都一致地擁護這一製度。
那麼，這兩個年輕人又能憑借什麼來對抗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偏見和狹隘呢？盡管前進的路途中充滿了艱難險阻，盡管目標是如此的遙不可及，但是，在他們的靈魂中卻熊熊燃燒著神聖崇高的信仰之火，他們對於自己所追求的事業無比虔敬、執著。
這兩個年輕人中的一個——本傑明·倫迪——很早就在俄亥俄州創辦了一份《普遍自由精神報》。他每個月都要跋涉二十英裏，從印刷所把所有的報紙馱回家。為了增加報紙的征訂戶數，他不辭辛苦地徒步穿越四百英裏到田納西州作宣傳。這真是一個有著非凡毅力的年輕人。
在威廉姆·加裏森的幫助下，他在巴爾的摩更積極地開展了工作。在當時，這個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到處都是關押奴隸的圍欄；那些被裝在運奴船上的不幸者淒涼地離開家鄉和親人，被送往南方的港口；奴隸拍賣市場上的情景更是令人心碎、慘不忍睹；而且經常會發生暴力捕捉奴隸的事件，手段之殘忍，令人發指，所有這一切都給加裏森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由於家庭貧困，加裏森的母親無法供他上學，但是，早在幼年時期，母親就諄諄教導他要反對專製和壓迫。這個年輕人決定要為爭取這些可憐的不幸者的自由而進行不屈的鬥爭，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
在他們的第一期報紙中，加裏森大聲疾呼應該立即解放奴隸，廢除奴隸製度，結果招致了整個社會的反對與責罵，侮辱和謾罵排山倒海般地向他壓過來。而後，他被逮捕並送進了監獄。他在北方的一位高尚正直的朋友約翰·惠蒂埃深深地被這個消息觸動了，但是，由於他本人的經濟狀況無法為他交罰金。於是，惠蒂埃轉而寫信給亨利·克萊，請求後者為加裏森交罰金，把他解救出來。在四十九天的牢獄生活後，加裏森得以重見天日。
溫德爾·菲利普斯在談到加裏森時說：“他在二十四歲時就因為自己所持的觀點而被監禁。他還是正當青春年華時就對整個國家的罪惡提出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