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幹達回來近一年後，我再次出國。不過這次不是去非洲，也不是一個人出門。八月裏陽光明媚的一天，我和貝蘭達還有尼古拉斯一起在多倫多參加一個獨特的慶祝活動——老奶奶們的聚會。
幾天前我收到森帕的電子郵件，轉述了克莉絲汀關於督察的消息。督察員來履行了義務，但對學校的臨時廚房提出了異議，並以沒有垃圾坑為由，拒絕讓我們通過檢查。我心裏明白，他們還是想要賄賂。其他學校的廚房更糟糕，但我不會向腐敗低頭。那卡印第安納之友準備在下次慈善晚宴上為新廚房募款，我們很快就可以開工。
我再次等待斯蒂芬·劉易斯基金會延續他們的資助。對他們的幫助，我們非常感激，但我也希望我們能自力更生一些，不需如此依賴他們。
我們在機場等著接人，我發現自己幾乎和尼古拉斯一樣坐立不安。每次見到他離開座位，跑到落地窗前看到港的飛機，我都很想和他一起跑過去。
“他們什麼時候來？”尼古拉斯問。
“很快。”貝蘭達說，他們的飛機晚點了。
“奶奶來嗎？”尼古拉斯爬到我後麵的座位上，趴在我的肩膀上往前看。
“不，”貝蘭達說，“但你姑姑克莉絲汀會來。她和兩個老奶奶一起來，芙蕾達和萊達。”
“他們在那兒。”尼古拉斯說，突然指著一群身著五彩長裙和頭巾的老嫗。
“不，不是她們，”我說，“克莉絲汀和芙蕾達像你媽媽一樣是短頭發。”共有一百位祖母從非洲飛來參加此次活動，我們已經看到許多老奶奶被誌願者接走了。
祖母聚會是2006年國際老奶奶大會的先導活動，主辦方是斯蒂芬·劉易斯基金會，旨在讓非洲和加拿大的祖母們共聚一堂，增進聯係。在十一個有基金會資助項目的黑非洲國家，當地祖母和項目服務人員受邀參加論壇，講述他們與所在地區艾滋疫情的鬥爭經曆。加拿大祖母負責將她們的故事告訴全國各地的人們，讓非洲的苦難為更多人所知，並募集更多的慈善資金。
那卡受邀選送一位工作人員和兩位老奶奶，然而，選擇老奶奶代表殊為不易。我們本想選送撫育孤兒最多的祖母，但主辦方要求代表必須會說英語。所以最後我們選中了芙蕾達，她是學校創始人之一，以及萊達·戴佐拉。萊達是那卡小學社區管理委員會成員。她是退休教師，非常熱心教育，雖已年近七旬，但還收養了三個那卡的孤兒。她無疑是我見過的最有愛心的人之一。她的丈夫為那卡的校舍買了第一批磚，也是學校管理委員會的顧問，他們夫婦一直是學校的重要支持者。
“他們來了！”尼古拉斯喊道。
三個熟悉的身影緩步向我們走來：芙蕾達身著紮染的紫紅色長裙，雖有幾分疲憊，但精神很好；萊達穿著黑色和金色相間的長裙，脖子上繞著亮紅色的圍巾；後麵是克莉絲汀，提著兩個旅行包。三人都是首次來美洲，顯然都穿上了她們最好的衣服。
“特威西格耶！”芙蕾達大聲叫出我的名字。
她們臉上的疲憊消失了，幾乎是跑向我們。尼古拉斯興奮得跳了起來。
“就算我們現在死去，”芙蕾達激動地擁抱我，“也是死而無憾。我們已經看到了世界有多大，真的好幸福。”
我笑了起來，她們隻去過機場和機艙啊。“你要看的東西還多著呢！”
“老師們向你問好，”芙蕾達說，“還有學生們。”
“媽媽和爸爸也讓我問候你。”克莉絲汀補充道。
“我還帶來了學生們的信。”芙蕾達把手伸向她的包。
“以後會有時間的。”我說。已經在機場等了兩個小時，我想盡快帶她們去位於瑞爾森大學的酒店，她們要在那裏住一周左右。現在她們需要盡快入住，領取會議材料和一些補助。
去酒店的路上，我們聊了她們的航班和在阿姆斯特丹的轉機，也問了家裏人的情況，但在汽車停到酒店門前的那一刻，所有的談話都中止了。這座白色和褐色相間的高層建築聳立在周圍的樹木中間，萊達看到它時，什麼也沒說，但眉頭緊鎖。
辦好入住手續，得知她們的房間在十一層，她看起來更加焦慮了。
電梯是她們將要麵對的一係列挑戰中的第一個。克莉絲汀耐心地教她們使用按鈕，但當電梯開始上升，我能感覺到兩位老奶奶都在擔心自己的安全。等到電梯門打開，雙腳踏上走廊的地毯，她們才鬆了一口氣。
她們的房間是分開的，各有一張單人床，但共用衛生間和淋浴設備。斯蒂芬·劉易斯基金會為每位客人準備了禮籃，內有水果、麵包、茶和咖啡。窗戶的視野非常好，可以望見多倫多的鬧市區和它的眾多摩天大樓，但芙蕾達和萊達暫時都不敢靠近窗戶。
“住在這裏就像是待在懸崖邊上。”萊達說。
我們本打算老奶奶們一到就帶她們出去吃晚飯，但芙蕾達和萊達目前的精神狀態過於緊張。她們每人都得到了360加元的補助，起初不知道彙率是多少，後來發覺自己攜帶的是一筆巨款，不禁有些害怕。她們堅持第一晚就留在自己的房間裏，吃籃子裏的麵包和水果就行。我們也理解她們需要休息和調整，於是很快離開了。
“你想留在這裏睡覺嗎？”我問克莉絲汀，覺得她可能也會有點累。
“我還是回到烏幹達再睡吧。”她說。
我們來到國會大道上一家名為“豪斯”的餐廳，晚飯後一起回到市區的一所小房子，房東布裏丹是基金會的朋友。克莉絲汀告訴我一些父母和學校的消息，我們一直談到深夜，然後我送她回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