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又來到酒店，芙蕾達和萊達看起來放鬆一些了。她們穿戴整齊，準備出門，但克莉絲汀卻有些不高興。
“唉，她們做什麼都要我幫忙，”她說，“沒有我她們不敢離開房間。我隻好帶她們下樓吃早飯，然後又陪著她們回房間換衣服。她們甚至不敢按電梯的按鈕。”
“她們有一個適應的過程。”我說。克莉絲汀畢竟年輕些，也去過幾次坎帕拉。“這對她們實在不容易。”
上午我們駕車遊覽市區，參觀了港口、國家電視塔和唐人街。
下午老奶奶們睡了一會兒，然後準備參加斯蒂芬·劉易斯基金會的晚宴，地點就在酒店餐廳。自助餐桌旁，身著鮮豔的橙色、黃色和紅色衣服的女士組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老奶奶們很高興，說總算吃到了“真正的食物”而不是三明治，但蔬菜色拉讓她們驚訝不已。
“這裏的人就這麼生吃東西，怎麼身體還很好？”萊達問。“人又不是羊和牛，可以直接吃草。”
在烏幹達，特別是農村，水和土壤常常因人畜的糞便而受到汙染，生吃食物絕對不安全。所以當地傳統隻允許生吃水果。
“他們不僅菜可以生吃，”我說，“肉也可以。”
“吃生肉？”芙蕾達盯著她的盤子，小心翼翼地碰碰裏麵的牛肉。
“日本餐館裏有壽司，”我解釋道，“人們直接吃生魚片或者和米飯一起吃。”
坐在附近的人一定以為我在講笑話，因為老奶奶們笑得眼淚都出來了。
主持人向大家介紹了斯蒂芬·劉易斯先生，他是聯合國非洲艾滋病問題特使，也是“基金會和老奶奶”項目的締造者。人們感謝他的貢獻，並鼓起了掌。老奶奶們開始把注意力從食物轉向講台上的老紳士，他戴著眼鏡、頭發花白，身穿藍襯衫、灰西裝。他歡迎老奶奶們從非洲來到多倫多，此時芙蕾達和萊達的表情好像是十幾歲的少女愛上了同齡的男孩，笑容異常燦爛。由於經常去項目點參觀，很多劉易斯基金會的受助者都見過斯蒂芬，但那卡的位置比較偏遠，而他的日程又很緊張，所以目前他還沒來過。
不過基金會的其他工作人員來過那卡。他們通常資助小型草根組織，重要的是，也會認真考察受助的每個項目，每年都派顧問來評估項目進程。我們的首位顧問是路西·斯坦尼茨，多虧她從坎帕拉長途跋涉來到學校，那卡才能獲得資助。她去其他項目點隻需要幾小時，往返那卡則需要幾天。但露西認為這麼做很值得，我想她一到那裏就喜歡上了我們的孩子。
活動正式開始是在周五上午。老奶奶們乘著學校大巴來到喬治布朗學院的大禮堂。三百位和藹愉快的祖母讓現場氣氛相當溫暖，其中兩百名來自加拿大，另外一百名來自各個黑非洲國家，包括肯尼亞、馬拉維、莫桑比克、納米比亞、盧旺達、南非、斯威士蘭、坦桑尼亞、烏幹達、讚比亞和津巴布韋。
斯蒂芬·劉易斯開始演講，聽眾很快安靜下來。
“歡迎大家今天來這裏，”他說，“很難相信來自世界上這麼多地方的人們終於共聚一堂了。”他感謝他的女兒伊蓮娜·蘭斯伯格·劉易斯組織本次活動，以及眾多誌願者的幫助。伊蓮娜早些時候告訴我們，活動的一切都是捐贈的：房間、紀念T恤、書籍資料和參觀門票。人們都非常願意幫助老奶奶。
“我來這裏不是為了演講，”斯蒂芬說，“榮耀屬於你們，你們才是主角。你們經曆過很多苦難，我們希望更多的人聽到你們的聲音。”
接著安吉麗·凱德走上前來，她是一位嬌小的金發女士，短發很幹練，笑容很溫暖。她是土生土長的貝寧人，也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親善大使，深知非洲老奶奶們的不易。
“Ashe e maman, ashe e maman afi rika. Maman afi rika！”她唱起歌。
人群激動起來，加入到合唱中並拍著手。她在歌唱著非洲，歌唱它的心靈、它的力量，很多女士隨之站起來，在過道上起舞。平時居住在地球兩端的祖母們手拉著手、肩並著肩，語言、文化和曆史的障礙在這一刻不複存在，真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她們都愛自己的孩子和孫輩，都關心周圍的人，都渴望終結世上的苦難，她們的聲音應該廣為人知。
演唱結束後，人們開始清晰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一位南非老奶奶說自己有兩個女兒、一個孫兒死於艾滋病，她努力照料著僅有的一個已經感染艾滋病的孫兒。另一位讚比亞婦女說，她直接照料著八個孤兒，還在孤兒院幫助照看另外六十個孩子。烏幹達一位感染艾滋病的祖母說自己曾在采石場工作，還做些手藝活以供養二十八名家屬。一位南非婦女勇敢地講出了她最痛苦的回憶，她的兒子發現自己染上艾滋病後，把汽油澆在身上，點火自殺身亡。
加拿大老奶奶則向非洲老奶奶提問題，驚訝於她們在如此貧困、艱辛、不斷失去親人的環境下，還能堅持下來。她們也想知道如何提供更多的幫助。非洲老奶奶想知道她們去世以後，誰來照料她們的孫輩、有無相關的援助項目。與會者彼此之間敞開心扉、坦誠交流。雙方都有自己的希望和恐懼，但她們最終意識到目標是共同的。政府製定的法律法規、撥發的專項資金也許無法惠及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或者遠水解不了近渴，但在場的女士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命運。祖母們正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向非洲孤兒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