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涼爽的密歇根早晨，廚房沐浴在和煦的陽光裏，我在煮雞蛋。貝蘭達已經出發去上班了，現在我負責給尼古拉斯做早飯、送他去幼兒園，之後我也要去上班。
“尼古拉斯，”我說，“快吃早飯吧。”
我看看表。烏幹達時間比我們這兒要快八個小時，現在已經接近下午五點了。我還有時間給家裏和學校打個電話。
“尼古拉斯！”我將雞蛋從煎鍋倒入盤子，倒上一杯牛奶，在廚房裏擺好盤子和杯子後，又叫了他一遍。
“我的樂高戰士不見了。”尼古拉斯說。他匆匆跑過來，爬到他的小凳子上。
“待會再找吧。”我說。他簡直是去哪裏都要帶上他的寶貝生化戰士，我估計玩具就在他的床上。“先吃早飯。”尼古拉斯坐下吃飯的時候，我撥了克莉絲汀的電話，並耐心等待。過了一會兒終於接通了。
“你好。”克莉絲汀說。
“你好。”我說。
“哦，特威西，”克莉絲汀說，“你能來電話真是太好了。”
“怎麼了？”我覺得不太對勁。
“一個學生出事了。”
“斯科維亞？”我的心一沉。
她停了一下。“她去世了。”
我回頭看看我健康的兒子，他正用叉子把雞蛋往嘴裏送，一副很開心的樣子。斯科維亞骨瘦如柴的身體和虛弱疲憊的麵容又一次浮現在我眼前。
“這是上帝的意願，”我機械地說，“不想讓她再受苦了。”然而我的心卻在流血：為什麼是這個孩子？她做錯了什麼？你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她？
“這不公平，”克莉絲汀說，“孩子不應該這樣死。”
“我明白。”我說。如果不采取任何治療措施，感染艾滋病的孕婦將病毒傳染給嬰兒的概率是三分之一。病毒抑製劑可以將母嬰傳染率降至百分之一，但以每劑量一美元的價格而言，農村婦女實在負擔不起。“她……什麼時候走的？”
“三天前。”
在過去的十年裏，在全國各地的每個村莊，死亡都是司空見慣的。鄰裏之間為了喪葬事宜不得不組織起來，互助買棺材、掘墓、雇人用擔架把屍體運回家。患者也常常被擔架抬著往返於醫院和家中。但發喪是另外一番景象。男人們表情沉重，眼睛低垂；女人們跟在後麵，痛哭或者低泣。
“咱們幫上忙了嗎？”我問。我記得護士曾抱怨太平間人滿為患，醫院隻得把屍體摞起來。想到斯科維亞的遺體可能像柴薪一樣堆在那裏，我就受不了。
“弟弟你別擔心，爸爸已經雇了一輛卡車，把她送回家了。”
“爸爸？”我有點意外，但這也在情理之中。爸爸雖然不是個感情外露的人，但他明白因艾滋病喪失親人是多麼痛苦。他也知道學校應該做什麼。
“費達聯係了喪葬組織，”克莉絲汀說，“我們買了棺材和屍布。”
“她穿著校服嗎？”我問。
“我們讓裁縫給她盡快做一套新的。”
“好。”我想起和貝蘭達一起設計校服徽章的情景。我們最終選中一套簡約的方案：兩個孩子站在一個屋簷下，象征著我們對那卡葉茲村孤兒的承諾。然而對斯科維亞，這個承諾已無法履行了。想到這裏我簡直心如刀絞，雖然理智告訴我，她的死亡不是我的錯，但我仍無法釋懷。
我不得不深吸一口氣，以免在尼古拉斯麵前哭出來。無論怎樣努力，我們畢竟不可能保護每個孩子，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期許，但我的心還是很痛。
“葬禮呢？”我說，竭力穩定自己的聲音，“舉辦了嗎？”通常葬禮總會推遲一段時間，以便親友從比較遠的地方趕過來，但斯科維亞隻有兩個近親屬：她的奶奶和住在附近的姑母。
“昨天舉辦了，”克莉絲汀說，“全校放假一天，大家都來了。”斯科維亞雖然沒有多少親屬，但還有那卡大家庭的親人為她送行。現在學校裏有五位誌願者，四人來自美國，一人來自挪威。想到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參加她的葬禮，多少是種安慰。
我想象著他們從香蕉種植園之間的小路上跋涉到斯科維亞家，那是一片小樹林裏一間簡樸的小房子。葬禮不會有很多儀式，不會有承辦人，不會有花圈，更不會有豪華轎車運送遺體到精挑細選的墓地。斯科維亞的遺體會放在客廳一個不大的木棺裏。我想象著她身穿新的紫色校服，雙手在胸前交叉，平靜地睡在那裏。我又忍不住要哭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