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準備好了嗎？”他一邊問，一邊站起來把那寬邊軟帽戴在有點禿的頭上，“我們還得再挖個地基呢！”在儀式開始之前，我們決定先挖地基準備建下一批教室。
“我們都準備好了！”我告訴父親。隨著教學樓慢慢建起來，父親也因此受到尊重，好像這都是他的功勞。
“很好，”他說，“這回可是個大工程啊！”
“既然這樣，那我們就先吃完早飯。”我回答道。
很明顯父親已經等不及了。我和戴爾吃完早飯走到學校的時候，父親早早就坐在一旁的塑料椅子上了，他在等著我們開工。新教室隻是用磚砌好了，木製的門窗剛安上，可牆上還沒抹泥灰，地麵也還隻用礫石鋪著。所以，這還不算全部完工，但已經算是很不錯的開始了。以後建的教室要找個合適的位置，跟這兩間排成L形。
快到中午的時候，我們看到校長芙蕾達女士穿著深藍色的連衣裙和高跟鞋朝這裏走來。她眉頭緊緊皺著，可腳步卻很堅定。
幾個月前我曾問她能不能放棄自己退休後的清閑生活繼續出來工作，她告訴我這得先征求她丈夫的意見。對此，她丈夫很高興，表示支持她來做這個誌願校長。
“怎麼啦？”我趕忙問道。
“恐怕我們還得再建所學校，”她說道，“教室都坐滿了人，而且還不停有家長來給自己的孩子報名。”
“我早就料到會是這樣。”我說。阿加納先生是第二個自願來支教的老師，他正和當地的管理委員會對這些報名的孤兒進行麵試審核，因為每個班隻能容納30個學生。
“剩下的怎麼辦，拒收嗎？”芙蕾達問道。
“我們隻能量力而行了，”我這樣跟她說，“上帝也知道我們幫不了每個人。”
“可還有那麼多孩子呢！”她心裏還牽掛著那些孩子。
“我知道，”我隻能這樣說，“大家都很為難啊！”我緊緊握了握她的手。我知道這對芙蕾達來說可不輕鬆。我明白，從此以後她不僅是這些孤兒的校長，更是他們的母親。
1979年我父母分開的那段時間裏，芙蕾達一直很照顧我。有一天她實在是很擔心我的狀況，就跟我說：“特威西，我知道這些天你很傷心，這不怪你。你很想母親，她肯定每天也都在思念著你。家裏出現這種情況，你就更不應該頹喪了，相反，你要振作起來好好學習，向你父親證明他的狂暴是無理的。隻有相互之間的關愛才能共築美好的家。”
父親生氣的時候總愛說：“你就跟你媽一樣笨。”差不多村裏的每個人都聽過他這樣的嗬斥聲，這總是讓我哭了又哭。
“你一定要好好學習，”芙蕾達鼓勵我說，“好好上完學，等有一天你長大了，你就能給母親建所房子，然後跟她幸福地生活。”
正是芙蕾達那時的鼓勵讓我重拾了信心，我要證明父親是錯的，我不笨，他會看到我成功的。
有時芙蕾達還給我讀《聖經》，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大衛勇鬥哥利亞，撒母耳獻身於上帝，還有約瑟被兄弟誘賣最後卻勇敢地解救了整個部落的精彩故事，並不斷地從中汲取力量。
難怪我會下決心奮發圖強。有這樣一位老師像母親一樣關愛著我，把我從死神那裏解救回來，還不斷鼓勵我勇攀高峰，我又有什麼理由不好好念書呢？
後來，芙蕾達的那些話成了現實。我不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還回到家鄉給母親建了所新房子。而現在，我們將要在這裏蓋起一所學校。
我和戴爾忙著挖地基的時候，村民們都陸續趕來了，他們還在校園裏立起了一頂帳篷，側邊敞開著。等這帳篷一弄好，他們就從教室裏把桌椅板凳搬出來放到了一旁的樹陰下。我們還為這些孩子準備了一個蛋糕。在烏幹達過生日並沒有吃蛋糕的傳統，但這次它卻是這些孩子的身份轉變為學生的見證。
我們不僅邀請了當地的教堂主事、老師、領導，還請來了所有注冊登記的那些孤兒的監護人。我還有幸從坎帕拉請來了一位貴賓——榮譽部長蒙多。
母親在我小的時候就跟我講過蒙多先生求學的故事。蒙多先生的家很窮，但他靠著自己努力，不僅賺錢交了學費，還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在那卡葉茲，他就是我們的楷模，每個孩子都想成為他那樣的人，但我們都難以想象他經曆了多少的苦難才有今天的成就。
1971年至1979年伊迪·阿明專政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官員、首席法官、馬凱雷雷大學的副校長等眾多公職人員都被謀害，就連阿明的妻子都不例外，蒙多先生曆經萬難才得以幸免。後來，他見證了阿明政權被推翻的曆史，也看到了隨之而來的社會劇變：惡意操縱的選舉、奧伯特政權的回歸還有社會經濟混亂。在軍營變成屠宰場、民眾的生命財產幾乎失去保障的動蕩歲月，他堅強地活了下來。到了1986年，烏幹達內戰爆發，烏幹達民族解放軍被趕下了台，約韋裏·穆塞韋尼接管國家政權，“全國抵抗運動”風起雲湧，蒙多依然頑強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