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幾天，我都忙著跟政府的官員交涉建學校的事。我去見了當地的副縣長、地方理事會的領導，還去找了卡農古地區的教育官員。最後，還跟非政府組織協調委員會的官員談了談。回美國之前，有關建學校的一切事都準備就緒了。
由於我不能一直待在那卡葉茲村，也沒法監督施工情況，父親就替我做起了監工。思前想後，他其實是最適合不過的。他會時刻關注施工的每個環節，確保沒人偷工減料。有些時候，我甚至都同情那些工人。
從電話裏，我了解到了施工中父親遇到的種種阻礙。奠基用的石頭太大，他就得找人弄碎。磚的質量不合格，他就讓供貨商再運回去。當地有個人想在沙子上敲他一筆，報價要比約定的多2000先令，雖然隻合1美元，但父親絕不容忍這種欺詐行為的發生，這人後來就再也沒跟我們合作了。
隨著學校工程的推進，村民們也不再有那麼多意見了。提比西卡·席爾瓦給我們捐了些磚，查爾斯則來幫我們建房，達佐羅維拉先生也運了些石頭和磚來幫忙。不隻是我們在努力，大家都各盡所能，這種感覺真的很棒。
2001年10月，施工開始不久後，我們得知貝蘭達懷孕了。我滿心歡喜地期待著，每天都祈禱著能有一個健康的孩子，並發誓一定要做個好父親。
那卡葉茲村學校的兩間教室完工的時候，我的兒子尼古拉斯在印第安納的布盧明頓出生了。那一天是2002年7月25日，我沒想到一天之內能有這麼多的開心事，這真是從未有過的喜悅。我打電話告訴所有在美國的朋友，那一刻，我是這世上最幸福的人。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我身上肩負的責任更重了，幾乎壓得人喘不過氣。
我想，也許正是如此，那一天我才會在教堂裏公開談起學校的事。剛搬到布盧明頓那會兒，我總覺得我們一來就提辦學校的事或是讓大家幫忙不是時候。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我剛剛做了父親，肩上的擔子是越來越重。終於有一次在吃晚餐的時候，我鼓起勇氣跟一位叫麥克·萊利的教會長老提起了辦學校的事。他感到很震驚，因為我們用那麼點錢就蓋起了有兩間教室的教學樓。他甚至沒做布道，而是借這個機會邀我和貝蘭達一起跟大家談談這事。起初我很緊張，因為那時的我還不習慣在大庭廣眾之下講話。
我們認真地回答了麥克的問題，給大家細致地講了烏幹達艾滋病泛濫的情況，還描述了卡農古地區孤兒的現狀以及我們建學校的目的。大家聽完這些之後都表示願意為此做點事，有的人當即捐出一筆錢，有的人則說以後每月都會去捐一點。有位叫伊莫金的女士來捐款的時候說，“我剛拿到自己的社保支票，也想為你們學校的孩子盡份力。”特裏和瑪麗琳則在教會每月的時事通訊上及時發布最新情況。
看到這些，我發現自己原來的顧慮都是多餘的，上帝一直在眷顧著我們的學校，它肯定會越來越好的。
2002年12月末，戴爾跟著我回到了那卡葉茲村，準備一起參加來年1月2日在學校舉行的開幕儀式。我很高興戴爾能跟我一起來，但我的家人知道這消息時卻有點不知所措，他們不知道如何招待這位美國來的白人朋友。
“有個白人要住我們家！”克莉絲汀剛說完這事父親就大叫起來。
“我們給他吃什麼？”母親也問道，“天啊，特威西，你看看自己都幹了什麼，是不是有點過火了！”
不過，等他們見到戴爾之後，所有的顧慮都不見了。不久，父親就開始到處跟別人講這位白人朋友，母親也漸漸習慣了和戴爾在一起生活。
星期五的晚上，我們齋戒和禱告，並為第二天的禮拜做了些準備。盡管我不喜歡在公眾麵前演說，但還是被選中，要在當地的集會上講話。本來我是想拒絕的，但一想到祖父當年不怕囚禁和死亡的威脅，在阿明當政時期建起了這教堂，並堅持傳授上帝的旨意，我似乎又充滿了力量，也有勇氣在集會上發言了。信念最終戰勝了緊張，我和戴爾的雙語演說一氣嗬成，大獲成功。
開幕儀式要在星期天舉行。一大早，陽光就透過木窗照進臥室，把我喚醒了。由於地處赤道，烏幹達的白天黑夜基本是一樣長。早上七點，太陽升起，晚上七點，太陽落山。我坐在床上開始祈禱，因為這是我們每天早起和晚上都要做的事，就算不是這個時間，我們也會經常做禱告。“早上好啊！”戴爾一邊說，一邊把搭在床上的蚊帳掀開。
“早上好，”我問道，“你準備好了嗎？”
“早都等不及了，走吧，兄弟！”
母親堅持要我們吃了早飯再去，父親擠完奶後也走過來吃飯，他看起來有點緊張，我知道他一直在盼著今天的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