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回美國去。”看著父親的臉我說道。此前我一直在考慮是否接受“全民人權教育協會”（People’s Decade of Human Rights Education, PDHRE）提供的工作，我可以到那裏做一個項目助理，我可以跟著蘇拉·科內一起從事非洲、拉美、亞洲等地區的人權教育工作。
“我不準你回去。”父親的言語裏已沒了那麼大的火氣。從他的表情裏我看到了什麼，這是之前從未有過的。像是畏懼，但又不全是。
“我已經決定了。”我說。他傷害過我那麼多次，我也要這樣對他嗎？我不知道。
他搖搖頭，顯得很無力。“我已經失去一個兒子了，現在你又告訴我你要離我而去。我要再失去一個兒子嗎？”他的嘴緊緊閉著。
“不會的，”我的心一下子軟了，“就當我住在坎帕拉，隻不過更遠一點。”
父親摘下帽子，摸了摸額頭：“會很麻煩的。”
“我會照顧好自己的。”這不是我第一次和父親發生爭執，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父親隻看了一眼，什麼也沒再說。其實他什麼也不用說，我知道如果我做得不好，他會說什麼——“我早跟你說過的”。
父親最終沒能說出那些話。後來，我就到了美國，接受了那份工作。1998年10月23日，我跟貝蘭達結了婚。貝蘭達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就參加了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博士項目，蘇拉·科內讓我在“全民人權教育協會”繼續工作，一直到我在薩克拉門托的加州聯邦銀行找到了另一份差事才離開。
離開家之後的三年裏，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靜，但我發現自己有時會想母親，想家裏的親人。有時，我會想念尼羅河裏新鮮的鱸魚，還有在篝火之上烘烤的馬托基。我渴望回到那片土地上漫步，盡享鄉村夜晚的寂靜。終於，在2001年，我跟貝蘭達提議回趟烏幹達。
“你覺得他們會接受我嗎？”她問道。我曾跟她提起過父親打算讓我娶卡亞維爾的事，我不能責備她的敏感。
經過幾番鼓勵，2001年4月貝蘭達陪我回到了家鄉，來到了我為父母建造的新房子裏——一座波紋鐵皮屋頂的磚造建築。我做好準備迎接父親的訓斥，幸好貝蘭達不懂這兒的魯克加語，她更不會明白父親嗬斥背後的意義。
看到父親在門口迎接我們，我感到十分驚訝。
“你好。”他握著貝蘭達的手說，“歡迎回家。”
“快，進來坐下吧，”母親也趕忙說，“飯都準備好了。”
貝蘭達跟著我進了屋裏。
“她真漂亮！”母親說。
父親的友好是史無前例的，而且他很快就喜歡上了貝蘭達，母親也很高興又多了個女兒。所有的擔心此時都顯得多此一舉，真是個不錯的轉變。
我和貝蘭達回家的消息很快就在村裏傳開了，第二天早上一醒來，我們就看到外麵站了長長的一隊人。過去站在門外的往往是孩子的父母親，現在基本上都是穿著褪色大花裙的老奶奶在耐心守著，帶著一個、兩個，甚至更多失去父母的孩子，從繈褓中的嬰兒到十來歲的半大小子都有。
貝蘭達盯著我問道：“這些人都是誰啊？”
“我跟你說過的，家裏的親戚呀，”我走出了門外，“他們覺得我是美國人，很富裕，能養得起村子裏的每個人了。”
事實上，哥哥死後，我曾在經濟上幫助過他的三個孩子，我也幫過一個叫麗貝卡的女孩完成護理學校的課程。還有一個叫迪克遜男孩，我支持他完成學業成為教師。可悲的是，這些都隻是滄海一粟。那麼多人都麵臨著死亡，就算烏幹達人特有的樂觀天性也難以讓我寬心。
貝蘭達注視著人群。我曾跟她說過非洲艾滋病泛濫的情況，她能理解而且支持我幫助這些孤兒，但直到這一天，她才完全明白問題的嚴重性。
我彎下腰去跟一個小姑娘打招呼，她拉著一位年輕男子的手，臉上髒兮兮的，連裙裾也是破的。
“你叫什麼名字呀？”我問道。
“圖卡穆莎巴。”說完，她就害羞地盯著地麵。
“她是我妹妹，”男子說，“我們的母親兩年前去世了，父親今年也走了。我和妻子照料著這些孩子，日子過得很艱苦，連吃的都買不起了。”
我伸手從口袋裏掏出一萬先令的錢，遞給了他。
“實在是太感謝您啦。”他說。
接著，一位老奶奶帶著個小男孩慢慢靠近。
“您好，特威西格耶先生。這是我孫子，叫納圖坤達。”
“你好，納圖坤達先生。”我跟他握了握手。
“他母親在他一歲的時候就死了，”這位奶奶說道，“現在我在照顧他，可是我哪有什麼錢供他上學呀！”
“交給我吧。”我說。
我轉過去看著貝蘭達說：“學費隻要幾美元就夠了，但還有更多的人要吃飯、要穿衣啊。”
“不是有美國的國際援助嗎？”
“這些援助隻是短期的，”我回答說，“他們送來的糧食隻夠維持一陣子，教育物資的供給也是持續一年半載就沒了，可這些孩子長大成人得十年，甚至十五年。”我的喉嚨縮緊了，“弗蘭克和我多年來都在竭盡全力幫助這些人，可現在需要幫助的人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