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文化
什麼是政治文化？本來西方學者就解釋就不一致，到了三位中國曆史學者手中竟然也有不同。閻步克的解釋是：
士大夫政治應該是個“政治文化”問題。當然西方政治學中的“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影響政治行為的一套態度、信仰和心理。而我則用以指處於政治和文化交界麵上，或說兼有政治和文化意義的那些事象。這是為了適合這一情況：傳統中國的政治係統與文化係統是高度整合的，二者經常密不可分。[3]
鄧小南的理解是：
作為政治體係觀念形態的政治文化，反映著長期曆史過程中形成的比較穩定的政治傾向和心理。所謂“祖宗之法”，可以說正存在於政治與文化交彙的界麵之上，體現著趙宋一代精英世界中流行的政治態度，並且由此而構成為當時的政治生態環境。[4]
陳蘇鎮的理解，我們采用他本人所開設的“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課所使用的課件：
我們要探討的是中國古代社會中政治生活的軟環境，以及這種軟環境對實際政治生活的影響。具體內容將涉及政治史、思想史、製度史、風俗史等不同領域，特別是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這些都是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所用的材料和方法不太一樣，所以人們常常把它們分開來進行研究。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把它們結合起來，當作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特別是要對它們相互交叉的部分進行研究。這樣的研究會使我們看到一些在單純的政治史、思想史、製度史研究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的問題。
一種政治思想通常要在被人們普遍理解和接受從而形成某種政治文化之後，才能對實際政治生活產生深刻影響。所以政治文化是介於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之間的中間環節。[5]
三、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不僅在政治文化的定義上，三位學者表述不同，就是在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三位學者也不太一致。陳蘇鎮在中國政治文化課件中是這樣總結的。關於“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問題”，陳蘇鎮提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發展的特點：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核心問題，而這些核心問題往往就是各個時代的政治家和學者們所關心所研究的共同母題。德、道、義、理四個核心問題一環扣一環地相繼出現，反映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發展是個不斷深化的過程。”[6]這四個核心問題，是陳蘇鎮總結了他和閻步克的研究成果概括出來的。但是事實上這個概括過於抽象，其指導意義令人懷疑。
再比如陳蘇鎮總結唐以後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問題是：“儒家以禮學為基礎，吸收了佛道義理之學的研究成果，使‘義’的研究和實踐進一步深入到‘理’的層次。”[7]不知道有多少研究唐以後曆史的學者同意他的概括？就是在鄧小南的《祖宗之法》的最新的研究之中，她也並沒有涉及“義”和“理”。
所以，我認為目前政治文化的研究剛剛起步，積累的成果還很單薄，概括方法總結核心問題似乎過早。我們還是看看三位學者具體的研究方法吧。
閻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稿》體現了作者善於提煉問題的高超能力。正如上文所述，閻步克之所以寫作《士大夫政治演生稿》是因為想到“文法吏”算不算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文法吏”一直就是秦漢史研究比較忽視但卻在秦漢史上很重要的職業群體。自然“文法吏”和大家所熟悉的儒生的區別是明顯的。這裏就體現出比較研究的優勢，“文法吏”和儒生勢力的消長就構成了“士大夫政治的演生”史。這隻是個線索，期間不可避免的要談到“禮治”和“法治”的關係；“文吏”與秦的關係；漢初的黃老學說；儒生作用日益突出中的漢政變遷，比如獨尊儒術，比如王莽改製，等等。這些問題使得整部書既不像政治史又不像思想史，而呈現出政治文化史的麵貌。這部書所討論的範圍涉及先秦到東漢上千年的曆史，從學科上涉及文字學、政治史、思想史、儒學史、文獻學等。所以閻步克所要處理的材料是相當驚人的。這就凸顯了政治文化史的一個特點，因為要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所以要處理的材料也就顯得過於龐雜，要經常出入自己並不熟悉的領域進行判斷。這對曆史學家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果說讀閻步克的書有什麼困惑的話，那就是兩個方麵。一是考證辯難繁複；一是二分的研究思路。
所謂“二分”的研究思路，熟悉閻步克論著的學人都有深刻印象。比如“職位”與“品位”、“樂師”與“史官”、“文吏”與“儒生”。是曆史如此的巧合還是閻步克的思維定式，我覺得這是個有趣的現象。
陳蘇鎮和閻步克長期在一起學習工作，兩個人互相的影響是巨大的。但就政治文化史，我覺得陳蘇鎮受閻步克的影響較明顯一些。即使相互影響著，讀二人的論著感覺還是不一樣。陳蘇鎮的論著貼曆史更近或者曆史味更濃。閻步克說理更多一些，道理雖然說得很清楚但是讀者不容易觸到曆史的脈絡。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閻步克是田餘慶的學生，卻更像祝總斌的風格；陳蘇鎮是祝總斌的學生但是論文讀起來有田餘慶的風味。陳蘇鎮在《漢代政治與〈春秋〉學·前言》中特別提到：“其中，我要特別提到的是，田餘慶先生的《說張楚》和《論輪台詔》兩篇論文，分別論述了漢朝的建立及其道路和漢武一朝的政策及其轉變，在內容、思路和方法上都使筆者深受啟發。本書前半部分可以說是對這兩篇論文的基本觀點加以補充和發展的結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