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看來，不僅是本書的前半部分，整部書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貼緊曆史來寫，說理不離曆史背景的探掘。比如，漢武以後，公羊、穀梁、左氏學派前後興起。作者不僅指出這個曆史現象，不僅深入闡釋三家的學說，還把兩者結合起來，使得曆史的脈絡一下子清晰起來。比如，以《左傳》為代表的古文經學為何興起，前人主要從今古文的優劣著眼，這是對的。但是陳先生將漢室製禮作樂的迫切性和古文經學在禮樂文獻掌握方麵的優勢結合起來，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鄧小南在前言中花費大量的篇幅說到理論方法問題。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略加注意即可發現，在有關宋代研究的大量著述中，作者本人的預設常會或隱或現地表露出來。二元論的認識方式我們時時可以遇到：對於新政、變法等重大事件，全盤肯定或者全盤否定，評價特定群體政治傾向時，籠統的‘改革’或‘保守’；此外，諸如‘前進—倒退’，‘傳統—現代’等等，迄今仍未完全擺脫貼標簽式的簡單化提法。當然，我們也頗感欣喜地看到，近年來，對於‘國家’與‘社會’、‘官方’與‘民間’等範疇，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不僅注意其對立，亦注意其參錯與銜接，出現了更為豐富切當的分析。”鄧小南所指出的弊病是普遍的，近年來這些現象已經有所改觀。學人們日益注意緊扣材料，從材料中得出結論。我倒是覺得“國家”與“社會”，“官方”與“民間”等範疇的對立會形成新的思維定式。
對於“祖宗之法”的認識，鄧小南有一段話，我認為比較重要：
近些年來，學界對於“政治文化”有不少討論。作為政治體係觀念形態的政治文化，反映著長期曆史過程中形成的比較穩定的政治傾向和心理。所謂“祖宗之法”，可以說正存在於政治與文化交彙的界麵之上，體現著趙宋一代精英世界中流行的政治態度，並且由此而構成為當時的政治生態環境。
“祖宗之法”源於政治實踐中的摸索省思，回應著現實政治的需求，但它所認定的內容又在很大程度上寄寓著宋代士大夫的自身理想，而並非全然是“祖宗”們政治行為、規矩原則的實際總結。作為經由統治集團不斷闡發的一種觀念，“祖宗之法”體現著士大夫群體基本的認識與共識，他們為塑造與維護祖宗之法，曾經投入了相當的熱忱——我們甚至可以說，對於祖宗之法的批評，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著這種塑造的過程。這種熱忱、這種信念，深深帝根植於那個時代的傳統之中，影響著當時的行為、製度乃至社會觀念，並且就是在那些行為、製度與觀念之中，體現出“祖宗之法”精神原則的存在。[9]
從這個論述，可以把“祖宗之法”和閻、陳二位的“士大夫”政治聯係起來，對這種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我們自然比較期待。作者展示給我們的是“祖宗”們對於“祖宗之法”的決定性影響，士大夫對於“祖宗之法”的“熱忱”與“信念”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論證。是史料不足還是帝王政治思想的束縛，我們不得而知。這種圍繞帝王來寫政治史而沒有體現出士大夫與帝王的相互影響，對於政治史研究來說，不能不說有一點點的遺憾。
北京大學的三位學者在政治文化史方麵作出的實績，使我們看到一條新路。這是一條新路，然而並不好走。政治文化史的定義還存在爭議，研究方法也不確定。這或許，需要更多的學有成就的、年輕的學者們去完善吧。希望看到學者們，從已經熟練掌握的研究模式中關注政治文化史，從而給曆史研究帶來新的活力。
[1]陳蘇鎮：《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讀〈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2]《勉為其難盡力而為——閻步克教授訪談錄》，《曆史教學》2005年第3期。
[3]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4]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3、14頁。
[5]http：//www.hist.pku.edu.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73。
[6]同上。
[7]同上。
[8]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頁。
[9]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4—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