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人不難體會，各個斷代的政治製度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取得最大突破的學術方向之一，可以和經濟史、曆史地理相比毫不遜色甚或更為完善。這或許與學位製度有關。80年代以來中國的學位製度，要求研究生在三年之內完成3萬字（碩士）或15萬字（博士）以上的學位論文。要完成3萬字以上的論文，對於還在學術大門周圍徘徊的學子其難度是相當大的。值得慶幸的是，曆史學各個分支的難度還是有所不同。其中，政治史是最難的。因為要完全了解一個政治事件的過程就要花費大量的考證工夫，而要透析政治事件的內幕對於還很年輕沒有經驗的學子簡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相比於政治史的難以把握，文獻學、曆史地理、文化史以及政治製度這些專門史具有更強的操作性。以政治製度為例，一般正史的《百官誌》或者《職官誌》、《通典》或者《會要》等典製體史書對於製度都有描述。這些描述比較簡單，不能反映製度的流變和豐富的內涵。但是，正史、墓誌等傳記資料記錄了擔任某一官職的官員的事跡，透過這些事跡我們能了解到某一製度的流變及其豐富的內涵。製度史大體上的操作方式就是這樣，還是容易掌握的。所以，對於初學者製度史是既能保證其順利畢業又能受到完整學術訓練的方向。由於這種原因，製度史的研究取得了極大的成就。
製度史的研究入手容易，但是其解釋能力卻有局限。長期浸淫於某個斷代就會對這個王朝乃至中國曆史的一些關鍵性的問題產生困惑，也就產生了怯疑的強烈的衝動。閻步克曾在一篇訪談中談到他研究“士大夫政治”的初衷，他說：
士大夫政治應該是個“政治文化”問題。當然西方政治學中的“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影響政治行為的一套態度、信仰和心理。而我則用以指處於政治和文化交界麵上，或說兼有政治和文化意義的那些事象。這是為了適合這一情況：傳統中國的政治係統與文化係統是高度整合的，二者經常密不可分。也正是為此，所謂“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其實是一個老話題，而不能說是一種新方法。我的這個興趣，其實來自上世紀80年代社會對知識分子的一些討論。“文革”時很多知識分子受迫害，留下了很多刻骨銘心的感受。後來就有很多人呼籲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過當時的某些議論，不能說沒有傳統的“尊賢”氣息。
最初我也想從傳統士人那裏，去尋找問題的淵源。餘英時先生對中國知識階層有很精彩的論述。他比照近代“知識分子”，指出先秦士人，已具有了“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我也沿著這個思路向前走。在跟同學的討論中，浮現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秦帝國的“文法吏”，算不算知識分子？自己隨後去查閱了一些關於官僚和知識分子的社會學著作，並開始考慮士人與文吏的關係問題。[2]
閻步克坦陳，他之所以研究“士大夫政治”出於20世紀80年代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作為熟悉秦漢史的專家，他自然從秦漢史著手。他思考的知識分子的問題，顯然在製度史的解釋框架之外，需要引入政治文化的新思路。在《漢代政治與〈春秋〉學·後記》中陳蘇鎮介紹了他寫作本書的初衷。陳蘇鎮大約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思考“士族政治”問題時，嚐試了政治文化的視角。在這之前，他以散官研究為學界稱道。但是，“士族政治”顯然是沒有辦法在政治製度的框架中思考的。鄧小南多年以來一直在宋代政治製度、唐宋婦女研究方麵為學界所知。但是，當她要研究這個宋代政治史的核心問題“祖宗家法”的時候，顯然政治製度的方法已經不複使用必須引入政治文化的研究思路。由陳、鄧兩位的學術道路來看，他們思考這些核心問題已經很久，但是他們著手研究卻在最近幾年，也就是在學術研究成熟的時期。
所以，不妨大膽推測，從製度史到政治文化史反映了學人從發軔到走向成熟的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