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可以推斷，《墓誌銘》的傳世本是原稿，出土本《墓銘》是在傳世本的基礎上刪改而成的。對於這個結論，筆者並不自信，作為一種推斷提出，希望引起文史專家的注意，把這一問題徹底解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本書就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吧。
[1]王興亞、任思義：《李密墓銘的發現及其學術價值》，《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年第4期。
[2]劉健明：《李密死事考析》，《出土文獻研究》第4輯，中華書局1998年版。
[3]《文苑英華》卷九四八，第4989頁。
[4]《隋書》卷七〇，第1624頁。
[5]《北史》卷六〇，第2137頁。
[6]《文苑英華》卷九四八，第4989、4990頁。
[7]《文苑英華》卷九四八，第4989頁。
[8]任思義：《〈李密墓誌銘〉及其曆史價值》，《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9]《文苑英華》卷九四八，第4989頁。
[10]任思義：《〈李密墓誌銘〉及其曆史價值》，《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11]《文苑英華》卷九四八，第4989頁。
[12]任思義：《〈李密墓誌銘〉及其曆史價值》，《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13]任思義：《〈李密墓誌銘〉及其曆史價值》，《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14]《文苑英華》卷九四八，第4990頁。
附錄四、從政治製度到政治文化
最近在書店看到了鄧小南的新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雖然我不是宋史方向，還是迫切地購回快讀。反複閱讀，收獲很大，感覺卻很複雜。最深的感受是忽然領悟到，在北京大學，一個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團隊正在形成，而且這些學者都是從政治製度史的研究轉向政治文化的研究。這些現象對我觸動很大，於是想到政治文化是不是史學研究的新方向？政治製度史的研究是否會轉型？政治製度史與政治文化史是什麼關係？一時百感交集，於是找來閻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陳蘇鎮的《漢代政治與〈春秋〉學》以及餘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來研讀，企圖對以上問題有所解答。
一、從政治製度到政治文化
在我的印象中，三位學者在進行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之前，都從事於政治製度史的研究。閻步克在碩士、博士階段都是研究漢代的察舉製度。陳蘇鎮在1989年前後發表了關於散號將軍、散官、《西省考》等關於南北朝政治製度的論文。鄧小南於1993年出版專著《宋代文官選任製度諸層麵》，1997年出版《課績·資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製度側談》。這些專著和論文現在都是各個專業方向的經典之作了。
閻步克論述秦漢政治文化的著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發表於1996年。陳蘇鎮的《漢代政治與〈春秋〉學》出版於2001年。鄧小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出版於2006年。閻步克的著作最早，而且1998年陳蘇鎮發表《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讀〈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文對於閻步克的政治文化研究發表過看法，可以肯定閻步克是北京大學曆史係研究政治文化的先聲。[1]我認為閻步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現象後麵，不僅僅是陳、鄧二位的追隨。這裏麵反映了一代學人共同的學術追求，也反映了政治製度史的局限和學者在政治製度研究中積累的問題，從而尋求新的解讀的學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