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四件小罐被重新發現的時候，專家是驚喜的--驚喜於終於找到了清宮檔案中所記載的瓷胎漆器。然而，罐蓋上金彩楷書的“桂花露”三字，昭示著這一組小罐還不僅僅擁有著工藝史上的意義。
“桂花露”，不就是“木樨清露”的同義詞嗎：
襲人看時，隻見兩個玻璃小瓶卻有三寸大小，上麵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別糟蹋了。”（《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木樨清露是一種“香露”。《養小錄》中介紹製作“諸花露”的方法，其文雲：“仿燒酒錫甑、木桶減小樣，製一具，蒸諸香露。”又進一步說明：“凡諸花及諸葉香者，俱可蒸露。”香露以香濃的花、葉蒸餾而成，就是蒸餾香水呀。
《紅樓夢》中，“木樨香露”是裝在“玻璃小瓶”裏，還配有“螺絲銀蓋”，其包裝明顯采用了西洋形式。《欽定大清一統誌》卷四百三十二記“西洋”的“土產”中，“康熙九年入貢”品中有“花露”；“雍正五年入貢”中則有“玻璃瓶貯各品藥露”。顯然，對於西洋所產的花露，對於用玻璃瓶盛花露的異域形式，清代上層社會都不陌生。
然而，與小說描寫形成對照的是，標有“桂花露”的四件小罐卻是采用了最傳統的中國工藝形式--漆與瓷。
以瓷為胎、外罩彩漆描金，據史料記載，是雍正朝試驗成功的工藝品種之一。（《十八孤品》，王健華著，《紫禁城》2006年第1期，46～47頁）卒於鹹豐二年（1852）的姚元之所著《竹葉亭雜記》卷一中有這樣一段重要的記載：
武英殿有“露房”，即殿之東稍間，蓋舊貯西洋藥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驗此房，瓶貯甚夥，皆丁香、豆蔻、肉桂油等類。油已成膏，匙匕取之不動。……舊傳西洋堂歸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藥。此次交造辦處而露房遂空，舊檔冊悉焚。於是露房之稱始改矣。
存貯西洋藥物的地方被稱為“露房”，可見西洋藥露給予清人的印象之深刻。
那麼，明標“桂花露”字樣的四件小罐，是否與武英殿“露房”有關呢？傳教士受雍正之命以西洋方法蒸餾的花露，其製品是否就被盛裝在造辦處特製的這類小罐裏？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相關記錄中說得清楚，甲戌年間“查檢”露房，當時其中仍然“瓶貯甚夥”，其中就有“花露”，查檢後的處理方案則是“監造列單，上分賜諸臣，餘交造辦處”，露房的存貨除一部分賞賜大臣之外，剩下的仍交造辦處收藏。這四件“桂花露”小罐是否就是那次查檢之後留下來的幸存品？
從文獻來看，清代前期，皇室對於西洋所產的“藥露”與“花露”頗為看重。康熙四十六年醫案中，有西洋大夫為康熙製作“除咳去痰”的“肺胸舒丸”，就是用四種藥料與“西洋大夫所帶之溫密德喇葛剛地之花露”“拌於甘草露中”而成。（《清宮醫案研究》，28頁）
故宮博物院至今保存著清代來自西洋的蒸餾器，如時代為清中期的銅蒸餾器與白鐵蒸餾器，以專配的酒精爐加熱，流嘴裝上水龍頭等等，非常精巧、合理，隻是仍然沒有冷卻裝置。不過，這兩件蒸餾器似乎更像是聊以滿足皇帝好奇心理的玩物。總之，西洋蒸餾技術在康雍兩朝宮廷中可能扮演過的角色，似乎能夠成為一個有待展開的話題。
與此同時，毫無疑問的是，到了清初，花露這一種人工的造物在傳統生活及觀念之中獲得全麵的展開，落實為一種徹底褪去神秘光環的日常用品。
《隨息居飲食譜》引用清中期人汪曰楨的觀點說：
諸露生津解熱，誠為妙品。但肆中貪多，而蒸之過久，以致味薄，或羼他物以取香。如枇杷葉露，亦羼香料，正與嗽症相反。故必自蒸為佳。
這句話說明了兩點曆史事實：其一，到清代中期，出於商業目的而製作藥露、花露並加以出售，是非常普遍的情況--至於這一狀況是否得益於《泰西水法》，是否經由該書而得以借鑒歐洲國家的醫療體製，似乎值得進一步研究；其二，由於擔心為商業謀利而製的花露質量不可靠，所以，當時有一種看法，就是花露一定要自製才保險。
《桐橋倚棹錄》中記述，在清代後期，虎丘仰蘇樓、靜月軒的花露產品馳名遐邇，並錄引時人尤維熊所和“詠花露”之《天香》詞，其中有句雲：
候火安爐，量沙布甑，蒸成芳液盈盈。涼沁荷筒，冷淘槐葉，輸與山僧佳製。
“候火安爐，量沙布甑”，顯然就是《物理小識》中所記“作灶，以磚二層，上鑿孔以安銅鍋，其深寸。鍋底置砂，砂在磚之上，薪火在磚之下”之法。書中又說：“花露以沙（砂）甑蒸者為貴，吳市多以錫甑。”可見，在彼時的江南，用類似方法對於花露加以商品化生產，是相當活躍的一樁生意，這與《隨息居飲食譜》所言的“肆中”之產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