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萬曆朝西洋傳教士所帶來的歐洲學術--“遠西學”，方以智不僅有所了解，而且非常重視，由於語言的隔閡，這套新鮮的知識並沒有完全地翻譯過來，這讓他感到遺憾。同時，他以很謙虛的態度聲明，《物理小識》的內容，都是他出於天生興趣，將讀到、聽到的各種知識，隨時加以記錄。“服一切藥，欲取精液，皆可以是蒸之”，也就是用水蒸餾的方法提取藥物中的有效成分，這樣的觀點，在《泰西水法》問世之前，應該說，在中醫的理論體係中並不存在。顯然，方以智是通過某種渠道了解到這種理論，並且欣然地以之為真理。
進一步來看，“蒸露法”予人的印象是，到了明末，蒸餾花露、藥露的方法已經變得非常流行、非常發達，絕不是稀罕的事情。
在清乾隆年間成書的《本草綱目拾遺》裏也列有“藥露”一節，這也是在《泰西水法》出現之前所沒有的體例，作者更論述：
凡物之有質者，皆可取露。露乃物質之精華。其法始於大西洋，傳入中國。大則用甑，小則用壺，皆可蒸取。其露即所蒸物之氣水，物雖有五色不齊，其所取之露無不白，隻以氣別，不能以色別也。時醫多有用藥露者，取其清冽之氣，可以疏瀹靈府，不似湯劑之膩滯腸膈也。名品甚多，今列其常為日用知其主治者數則於左，餘俟續考以補其全。
明清學者、醫學家們都非常清楚，蒸露成藥，是歐洲傳入的技術--更準確地說，傳入的其實是觀念。到了趙學敏的時代，中醫醫生當中，用藥露來為病人治病，一度是非常流行的方法，其理論基礎則在於，醫生們普遍相信藥露比傳統湯劑有更明顯的藥效。在這個時代，經醫生們實踐、總結而確定出的藥露“名品”居然名目繁多，致使趙學敏要聲明自己並未能全部掌握。
同樣生活於清代前期的曹庭棟（1699-？）在《養生隨筆》“飲食”中也專門談到“蒸露法”：
蒸露法同燒酒，諸物皆可蒸，堪為飲食之助。蓋物之精液，全在氣味，其質盡糟粕耳。猶之飲食入胃，精氣上輸於肺，宣布諸髒，糟粕歸於大腸，與蒸露等。故蒸露之性雖隨物而異，能升騰清陽之氣，其取益一也。如稻米露，發舒胃陽，可代湯飲，病後尤益。他如藿香、薄荷之類，俱益蒸取露用。《泰西水法》曰：“西國藥肆中，大半是藥露，持方詣肆，和露付之。”則方藥亦可蒸露也，須預辦蒸器，隨物蒸用。（81頁）
曹庭棟不僅引用了《泰西水法》中的文字，而且，“猶之飲食入胃，精氣上輸於肺，宣布諸髒，糟粕歸於大腸，與蒸露等”這一觀點，同樣受益於《泰西水法》“藥露”中的理論。熊三拔的相關論述實際介紹了歐洲醫學對於人體內髒消化功能的科學認識，不過，輾轉到曹庭棟、趙學敏等中國學者這裏，卻被按照中醫的傳統理論，而誤會性地加以理解。
值得重視的一點是，與趙學敏不一樣，曹庭棟的觀念是把蒸露視作“飲食之助”，即補養型的飲料。以蒸露方式製作藥物，在《養生隨筆》中並沒有真正地被認同。究其原因，“則方藥亦可蒸露也，須預辦蒸器，隨物蒸用”一句大約透露了可能的解釋--中醫的處方都異常靈活，往往不使用固定不變的藥劑，病人的家人把處方拿到藥鋪配好藥，然後回家自己煎成藥湯。曹庭棟的意思是，如果用蒸露的方法製作中藥湯，那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病人家庭必須預先備好蒸餾器。這個前提條件在普及方麵確實是不大容易實現。
清宮所藏的醫籍之一、佚名清代醫家所著《衛生彙錄》（海南出版社，2002年）一書，在專列的“煎藥”一條，恰恰很認真地討論了這個問題：
餘曾同西洋人談論，言彼國治病之藥，不煎不熬，俱用錫甑蒸取露汁，即如中國香鋪內蒸花露法，以此治病，最有功效。予謂：此法雖妙，但甚繁難。今隻要老誠人細心看守，不可炭多火急而沸出，亦不可過煎而藥枯，火候得宜，則藥之氣味不損，自得速效矣。（188頁）
中醫承認蒸餾製藥的效果，但這對一般人家來說實現起來有困難，因此，就是用傳統的熬藥法，隻要認真仔細，也能取得很好的藥效。
看起來，《泰西水法》中的“藥露”理論自問世以後，迅速地在中醫學當中激起了很活躍的反響。明代晚期以來的中醫實踐者們不僅依據自己的知識體係融會（歪解）了熊三拔提供的歐洲科學知識，而且，對於如何在具體的醫療當中運用這一新形式，展開了積極的思考與實驗。於是，一如趙學敏所介紹的，中醫體係就此出現了一個新的重要藥品類型--“成品”的藥露，而且“名品甚多”，品種非常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