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嚴氏書品冊葉目”一條中，記載嚴嵩被抄家時的財寶清單，其中就有“古剌水、薔薇露十三罐”，同時，還有“朱砂計六百四十餘觔，沉、檀、竒南計五千餘觔”。
“沉、檀、竒南”這類在今天變得珍貴無比的香料，嚴嵩居然囤積了五千多觔，但古剌水、薔薇露卻隻有十三罐。這一線索或許透露出，自元代直至明代的前中期，“薔薇露”始終是一種比較少見、但又聲名遐邇的高檔奢侈品，並不是很普遍的東西。
從文獻來看，先是西亞、後是歐洲所產的“薔薇露”，在明代，一如宋元時期，是海上貿易輸送到中國的、對於中國人比較具有魅力的奢侈品之一。如刊成於明代崇禎年間（辛巳）的《香乘》中，“酴醿香露”一條，作者小字注：“即薔薇露。”然後引《華夷續考》：
酴醿，海國所產為勝，出大西洋國者，花如中州之牡丹。蠻中遇天氣淒寒，零露凝結著地，草木乃冰澌，木稼殊無香韻。惟酴醿花上瓊瑤晶瑩，芳芬襲人，若甘露焉。夷女以澤體發，膩香經月不滅，國人貯以鉛瓶，行販他國。暹羅尤特愛重，競買略不論值。隨舶至廣，價亦騰貴，大抵用資香奩之飾耳。五代時與猛火油俱充貢，謂薔薇水雲。
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改變，歐洲產的香水開始進入明朝人的視野。經過海上的長途跋涉，有時還要經過東南亞國家的轉手貿易，遙遠異域的產品到達廣州海岸的時候，價格也一波波地翻湧著攀升。
至於本土的花露製造，雖然在宋代就已經開始，雖然在元代就出現了成熟的技術，但是，文獻中，相關的記錄卻相當薄弱。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顯得對於花露蒸餾工藝基本不了解；相反，對於蒸餾酒的技術，這位醫學家卻非常清楚。
如何理解燒酒與花露在中國文化中的步調不一致呢？這是個很讓人好奇的問題。
更難以理解的是，情況在明代晚期忽然發生了變化，從這一時期到清代前期，“花露”以及相應的蒸餾技術忽然流行開來，備受重視，備得青睞。這一頗似突兀的轉化，似乎很難解釋。
明代萬曆年間，意大利教士熊三拔與徐光啟合著而成《泰西水法》一書。書之卷四介紹“以水療病之法”，其中“第二藥露”一節，講述了歐洲利用蒸餾法製藥露的基本情況，並且極力推薦藥露治療的好處。長篇宏論發表在節首，對於以蒸餾方法製藥品的好處，闡述了一整套的理論：
凡諸藥係草木果蓏穀菜諸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鮮物料，依法蒸餾得水，名之為露。今所用薔薇露則以薔薇花作之，其他藥所作，皆此類也。凡此諸露以之為藥，勝諸藥物，何者？諸藥既幹既久，或失本性。如用陳米作酒，酒多無力……若以諸藥煎為湯飲，味故不全，間有因煎失其本性者；若作丸散，並其查滓下之，亦恐未善。……今用諸水，皆諸藥之精華，不待胃化、脾傳，已成微妙，裁下於咽，即能流通宣越，沁入筋脈，禆益弘多。又蒸餾所得，既於諸物體中最為上分，複得初力，則氣厚勢大焉，不見燒酒之味濃於他酒乎？
可驚的是，清代中期名醫王士雄在所作《隨息居飲食譜》中，於“諸露”一條幾乎完全重述了《泰西水法》中的這一長段理論文字，可見，進入清代以後，如王士雄這樣博聞廣識的醫家，不僅對《泰西水法》關於“藥露”的觀點非常熟悉，並且完全地接受和認同。如果沒有讀過《泰西水法》的相應原文，僅僅瀏覽《隨息居飲食譜》中的一段論述，讀者甚至會很自然地得出這樣的印象，即該套說法完全是中醫體係當中自己生發出來的理論。換句話說，到了清代中期，《泰西水法》所提倡的關於藥露的理論，已經順利地被中醫體係消化、吸收，入水無痕地融會在中醫的機體當中。
在《泰西水法》與《隨息居飲食譜》之間，則有著《物理小識》，生活於明清之交的方以智在這本著作中專門列出“蒸露法”一節，並且點明：“服一切藥，欲取精液，皆可以是蒸之。”似乎是在呼應或者傳播《泰西水法》對於“藥露”的宣揚。在該書的《自序》，作者特別談道：
萬曆年間，遠西學入，詳於質測，而拙於言通，幾然，智士推之，彼之質測，猶未備也。儒者守宰理而已……智何人斯，敢曰通知！顧自小而好此，因虛舟師物理，所隨聞隨決，隨時錄之，以俟後日之會通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