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進入初中學習階段以來的半個世紀中，先後有五位對我影響深遠的人。他們對我的幫助和理解，以及寄予的厚望，令我終生難忘。最初的一位，是我在蘇州四中學習時的語文老師，他的名字叫沈文風。教我們時，他已經是50多歲的人了，碩大挺拔的身軀，一臉的儒雅，是一個學富五車的老學究。他非常欣賞我的作文，並且總愛將我的作文當做全班的範文予以推介。初中臨近畢業時，他找我談話，希望我在本校上高中（蘇州四中是一所完全中學，為美國人於上世紀初興辦的教會學校，師資力量雄厚，教育質量上乘，高考升學率也比較高），將來報考北大、北師大或南開的中文係，畢業後當一名作家。在我的人生中，他是第一位預見到我能成為作家的年長者。但是我沒能如他的願，由於家境貧寒的緣故，初中畢業時我選擇了報考中專——南京化工動力學校。那一年的高考，我的語文（作文）、外語、政治三項的成績，均在95分以上，而數學、物理、化學卻考得勉為合格，然而，我卻被錄取到了對數理化成績頗有要求的這所國家部屬化工中專。對沈文風老師的不敬與殘忍，是在“文革”風暴驟起之時。由於過去家庭為地主成分，沈文風老師屢遭批鬥掛黑牌。時在高中部的同學，寫信給幾位在南京讀中專的昔日同窗，鼓動我們寫揭發大字報造沈文風老師這位“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的反。他們給我的命題是說他在毒害我，讓我成為白專道路的苗子，將來脫離工農家庭的資產階級作家。一時頭腦發熱的我，竟然寄回去了一張聲討性質的大字報底稿。後來，聽說沈文風老師被遣送回了蘇北老家鄉下，又聽說回去後不久因受盡折磨去世了。這使我深感內疚。對於當年這一無知、過火，傷害關愛過自己的恩師的行為，至今我一直懺悔不已。我不能因為“文革”這一特定因素借口什麼當年年少無知而原諒自己，脫卸導致沈文風老師過早離開人世的幹係。
上世紀60年代末期，為躲避飛來橫禍，在已被分配到杭州工作的情況下，我被迫以最最革命的姿態，在人們一片驚愕目光的注視下，去了遙遠的北大荒——黑龍江烏蘇裏江畔的一個僅有數萬人的小縣務農。在這裏，我遇見了兩位有著惜才如金好心腸的縣委書記。一位是抗戰末期參加工作的老同誌，名叫李明珍。1972年初，他被落實政策，回到省裏的一個工業部門擔負領導工作。臨行時刻，他主動將我的工作調動提到了議事日程，並向後任作了交代。如今，年已九旬的他，健健康康地在渤海灣畔的一個名叫鮁魚圈的風景區安度晚年。我回到南方後，曾多次去其哈爾濱寓所探訪與做客。我們情同父子，無話不談。另一位是他的繼任，1972年初接任縣委書記，他大我14歲，名叫劉慶貴。解放戰爭時期，他曾經是一名東北戰場上的我軍隨軍記者，見到過不少來自延安的老新聞工作者和文藝戰士。1972年5月，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60周年之際，他目睹了我的第一次文學創作。1973年1月，他與老書記一起聯名推薦，將我對口安排到了正在籌建中的地區石油化工廠任技術工作。同年夏天，他們再一次聯手，共同推薦我到地區報社任新聞記者。他們對我的支持和幫助還遠不至於此。1984年5月，黑龍江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文藝工作座談會，製定了文藝十四條扶助政策。在我的請求下，兩位老書記再度聯名，向延安老戰士，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張向淩同誌作了鄭重舉薦。張向淩同誌也迅即作出了批示，從而使得我成為全省文藝工作座談會召開後最早受到扶助的文學青年之一。我之所以有今天，同他們當初給予的充分理解和幫助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