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衷心感謝眾多的前輩及時地為我敲響了警鍾，幫助我克服浮躁心理，去除功利。現在，當這本獻給蕭紅百年的《呼蘭河的女兒》出版之際，我尤其深切地懷念他們，感謝他們對我的重錘敲擊式的批評。
檢討十分必要，檢討有好處，其好處在於警鍾長鳴，不再犯年輕時所犯的錯誤。我將時刻牢記這一點。
2003年1月2日下午4時許，魯迅的最後一位學生、蕭紅蕭軍生前好友黃源先生，以97歲高齡在杭州病逝。早在其臨終前一年，我先後五次前往杭州浙江醫院10病區探視。其間，就上世紀30年代發生的有關馮雪峰、二蕭等人的相關問題向他請教、印證，還一起在其單人病房內合影。黃源先生逝世當晚，受其家屬委托（我是杭州以外第一個獲悉老人逝世的消息的），我在第一時間內，向中宣部、國家廣電總局、中國作家協會的主要負責人，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紹興魯迅紀念館、廣東省魯迅研究會負責人，黃源生前好友梅誌、黃苗子、鬱風等，共計27個單位、個人發出了唁電。當晚，我在昆山家中趕寫完三則供京、滬媒體刊用的紀念悼文後，於次日淩晨1時55分冒雨乘坐火車趕往杭州。在杭州，受北京相關方麵及魯迅研究界委托，我自始至終地與其家屬一起參與了治喪工作，並在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舉行完告別儀式後，同有關方麵及其家屬一起護送其骨灰至其故鄉海鹽縣南北湖畔的萬竹叢中安放。其間，由於某種原因及疏忽，在新華社不發消息的情況下，自1月7日起，《文彙報》、《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文藝報》、《新民晚報》等重要媒體相繼發表了由我撰寫的懷念文章。此後，《上海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華讀書報》等，也發表了我的有關黃源研究的長篇學術文章。黃源周年祭時，受《新文學史料》主編陳早春同誌的委托，我承擔了包括我本人文章在內的一組特約紀念專輯的組稿任務。
2004年11月，上海文彙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獨立承擔全部注釋的《我們都是魯迅的學生——巴金與黃源通信錄》一書（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是於一個關乎我的突發侵權事件後，在主動讓出出版社向我本人組稿這一機遇的前提下，轉而編注這本通訊錄的）。此書對長期以來史學界眾說紛紜的有關“四人幫”重要成員張春橋當年參加魯迅治喪辦事處工作的動機和原因，作了較為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符合曆史本來麵目的注釋。該書先後印行了2版。
2009年11月，文彙出版社出版了我的32萬字的現代文學評論集——《我為魯迅茅盾辯護》一書。這本原來不被人看好的評論集（正因為當初不被人看好，又無法獲得上海市的文化發展出版基金，付印時我自己掏了一萬元錢，出版社給了150本書），一上市卻連傳喜訊：深受京、滬、杭、哈、穗等地業內人士的歡迎。2010年7月，在香港書展上，該書又受到了港、澳、台學者的青睞。
2004年2月13日晚間，我隨同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訪問台灣的次日，專程前往台北新店市文化新村，登門拜訪了胡秋原先生——一位一生桀驁不馴、充滿著傳奇色彩的上世紀30年代上海文壇的“文學自由人”。迄今為止，我已經發表了有關他的研究文章約10萬字，成為大陸屈指可數的有著自己獨特鮮明個性、擁有強有力史料作支撐的研究成果的胡秋原研究學者。
關於胡秋原研究，有必要作一個重點說明。
2004年2月我參加中國作協代表團訪問台灣歸來不久，4月17日出版的《文藝報》於二版醒目位置，以較大篇幅刊登了一則純屬子虛烏有的消息（還配發了現實中並不存在卻赫然標有“湖北人民出版社”字樣的封麵照），說某人撰寫的《世紀風雲人物——胡秋原》一書，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雲雲（四年後，該人又冒用中國文聯出版社的名義地下出版了所謂《胡秋原全傳·精華版》一書。對此，中國文聯出版社負責人在回答由筆者委托的作家出版社負責人的詢問時，曾表示要追查這一冒名出版的不法行徑）。求書心切的我一問，湖北人民出版社予以斷然否認。又說書稿確實看過，但內容部分抄自網上流傳的《民國演義》，部分抄自台灣女作家書中的段落，故而否定了此書稿，並早已退還給了作者本人。不久，我去北京，找到了發此書稿消息的《文藝報》女責編。她的漫不經心的回答，令我大吃一驚。雲：係從網上見到後下載所發！而且，在上報紙版麵時，她也沒有向出版社作一個字的查詢，更不知作者係何方人士。真是荒唐！而作為被冒名方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則表示：決不會出版該人寫的“傳記”，但也“沒有精力追究”。同時，他們委托我向胡秋原家人聯係出版《胡秋原傳》大陸版（張漱涵著：《胡秋原傳·赤心巨筆一書生》）。就這樣，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兩岸往來，雙方幾乎所有（在我安排下，書稿及部分照片由其美國長女在武漢麵交）的信函、電話、快遞、委托書等，均由我穿梭辦理，至2007年1月出版了大陸壓縮版的《胡秋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