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二位，是我來到昆山後的兩任文科出身的市委書記。一位名叫張衛國，現任江蘇省副省長。正是他，在20世紀的最末一天，1999年12月31日，當著眾多昆山幹部的麵，由衷地感言：秋石，你將成為專家！他還指示提供方便，為我的新著《蕭紅與蕭軍》召開研討會。另一位是張衛國的後任，名叫季建業，現任南京市市長。在許多場合，尤其是在臨離任前的市委常委會上，他不止一次呼籲各方理解、支持我的研究事業。其間他還寫信給我，祝賀我取得新的成績，並讓我所在單位盡力給予我創作、研究上的方便。他到揚州任市長後，還專門給我來過電話。
此外，原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現任全國人大常委兼人大科教文衛委員會副主任金炳華在近十年中也給予了我極為珍貴的理解、支持和關愛。
三十年，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年，何況這是年富力壯的三十年！但我深感自豪：我沒有虛度年華！
縱觀我這30年文學研究和新聞生涯，我自信自己是一個合格的人民記者，一個有良知的人民作家，一個具有嚴謹學風的新中國學術工作者。這是因為，在這30年中，我同新聞腐敗、文壇不公、學術不端作了持續不懈的鬥爭。而且，我在同胡編亂造、恣意杜撰、網上拿來主義諸般學術不端行徑作不懈鬥爭的同時，注意聽取不同意見，查找自身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堅持嚴謹考證，杜絕錯訛。即便是自己文學、學術引路人所說的話，所寫的文章，所提供的材料，我也要進行必要的考證與甄別，盡可能做到：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沒有材料不說話，有錯必糾，決不諱疾忌醫。進入新世紀以來，我不止一次地於京、杭、滬、哈等地，就自己早期二蕭研究中有失公允的“揚軍抑紅”偏向，或在相關學術研討會上，或在同各地學者、專家的相互切磋中，或在公開發表的文章裏，以及在《兩個倔強的靈魂》一書後記中，一一作了深刻檢討。
與此同時，作為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同樣自信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公民——在社會上先後十多次見義勇為。僅據昆山公安機關通報和見諸報章，我先後四次同入室盜竊、公交車扒竊、攔路搶劫和列車上假記者耍潑施暴等不法行為麵對麵地進行鬥爭，毫不畏懼，還扭送多名犯罪嫌疑犯進公安機關（由於我個性倔強，不唯上，唯求實，疾惡如仇，盡管我一次次見義勇為，但從未受到過表彰或獎勵，可我還是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為淨化社會風氣，為人民伸張正義作出自己的努力），為保障一方平安和鐵路道路公共交通秩序，盡到了一個公民應盡的責任與義務。
我深深地眷戀著生我養我的這片土地。
我始終如一地熱愛著我的偉大祖國母親。
從半個多世紀前踏入新中國小學課堂的那一天起，無論是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下，也無論個人遭受什麼樣的不測與不幸，我都從來沒有對自己的祖國產生過一絲一毫的動搖：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為捍衛祖國母親的純潔、完整與統一，旗幟鮮明，勇往直前，最大限度地盡到了一個炎黃子孫應盡的責任與義務。
記得是在20世紀行將結束那一年五月的一天，在一次全市性外資企業勞動用工大檢查結束後的聚會上，席間，當有人談及中央大手筆果斷處置成克傑、胡長清這一類高層蛀蟲的舉措時，一位自稱是來自海峽彼岸的投資商（這是一位投資額不足50萬美元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小投資商）突然跳出來，借此話題當眾發難。他以一種極具煽動性的口吻，狂妄叫囂反對共產黨——而且是衝著我這位隨同采訪有著20多年從業年齡的老新聞工作者的。聞言，我旋即拍案而起，予以了針鋒相對的抨擊：“李登輝認賊作父，妄圖把台灣從中國的版圖上割裂出去，回到他自以為是的‘皇道樂土’的日據時代，他才是當今中華民族的最大罪人！你怎麼不把他掀下台來？”我的這個怒斥，一語中的，這位在台灣有著明顯政治背景的“投資商”猛地一愣，一時間不曾反應過來，隻是吃驚地望著我。在大陸多個地方“考察”過的他，壓根兒不曾想過有人會向他提出如此尖銳極難招架的反問。也許，他頭腦中的潛意識是大陸“窮”，大陸需要更多的境外投資，對於他的這種挑釁性的問題，人們多半會委曲求全地保持沉默，既不會因此受到上級的責難，也不會因此失卻與外商之間的“一團和氣”而導致“外資”被抽走。少頃，他醒悟了過來，因為記者的尖銳反詰，令在座人們的目光齊刷刷地投向了他的臉上，包括他的同事、同伴在內的一幹人都在等待著他的反應。總之，這回他是大大地失了風丟了臉。一時間，惱羞成怒的他，從口中蹦出了更為惡毒的話語。我自然也與他展開了激烈的交鋒。然而，當我一句“既然你這麼不喜歡共產黨執政，那你又為什麼跑到大陸來辦什麼企業？除了賺錢外，你真正的動機與目的又是什麼？”的詰問一出口，在一下擊中其要害的同時也令他徹底啞了口。隨之，我起身離席。我不屑與這樣的“投資商”為伍同席，這是我的原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