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我們小鎮，按時下人的說法，是個另類。他喜歡拉小提琴，喜歡念詩，喜歡在大地幹農活時，采一把草甸子的野花，吊在鋤頭或鎬頭下扛回家。他被“工宣隊”趕出學校後，竟然到塔河林業局找黨委書記說理，人家不待見，他就坐在辦公樓的台階上控訴，說是黨委決策失誤，工人階級隻會毀掉學校，撤掉他是錯誤的，早晚有一天還得用他這樣的人。
父親去糧庫後，和那兒的裝卸工打成一片。他的酒喝得更甚了，而且學會了打情罵俏。我們小鎮有一個叫田榮的女人，矮矮胖胖，倭瓜臉，屁股跟洗衣盆一般大，沒心沒肺的，整天跟鵝似的嘎嘎樂，男人見了她，都愛抱她一下取個樂子。父親落魄後，有一次喝多了，見著田榮竟然也伸出手臂抱她，而我家的狗在一旁跟著熱情洋溢地搖尾巴，路人見之，無不大笑，氣得我直想剁掉父親的手和狗的尾巴。父親在糧庫時，常揣著一兜黃豆回家，給我們炒豆子。我們說這是偷，他辯駁說糧庫的人都這麼幹，他不拿，別人會瞧不起。而母親參與“六大股”殺牛時，他也支持，是他深夜把牛肉擔回家的，說是老牛成了廢物，不能為生產隊創造剩餘價值了，該殺。隻是殺牛時，屬牛的他躲得遠遠的。
父親懂得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別人聊什麼，他都能接上茬。小鎮人嫉妒他什麼都能插上話吧，送他個“遲大白唬”的外號。我討厭別人這麼叫他，上初一時，有一天課間操，我去水房接水喝，一個男生在我背後叫了聲“遲大白唬”，我怒火中燒，扔下茶缸，操起爐旁的一截鬆木杆，打算教訓這個男生。他見勢不妙，撒腿就跑，我一路追出水房。男生腿長跑得快，我就把鬆木杆當標槍一樣投擲過去。雖然沒命中目標，但把他嚇得哇哇直叫，溜出操場，下一節課都未敢上。從此後他見著我，躲躲閃閃的，再不敢當我的麵，喊父親的綽號了。
父親是個內心情感豐富的人。他拉小提琴，往往拉著拉著，眼睛就會濕了。他寫毛筆字，也是寫著寫著，就要吟誦他喜歡的詩詞。而他喝酒喝到興處，會用筷子敲碗，唱起歌來。我們姊妹三個，他最喜愛的是我。每到春節，他為鄰裏寫對子，我會幫著他把《春聯集全》的書打開，裁剪紅紙，鋪展開來，讓他揮毫。待墨跡幹後，再將它們一幅幅折疊好。除了做他的“書童”，我還在他的鼓勵下編春聯，供他挑選。有一年我家的倉房貼的就是我創作的春聯，我把父親的小名“滿倉”編了進去。父親寫完後，我點著條幅，怪裏怪氣地叫了聲“滿倉”，他才反應過來，又喜又氣地舉著飽蘸墨汁的毛筆朝我撲來，要給我畫鬼臉。
七十年代末，父親平反，又回永安學校做校長了。幾年的糧庫勞動，再加上戀酒成癖，他看上去衰朽了。他端酒盅時，手抖得厲害，酒常會溢出，不得不改用大號的暖壺蓋做酒盞，這樣就灑不了了。他也不像從前那樣愛唱歌了，他歌聲的翅膀在歲月的狂風中，無知無覺地折斷了。他身上唯一沒變化的，是對工作的執著。除了睡覺，他就待在學校，哪怕是禮拜天。他有時會說一些奇怪的話，比如在電視上看見宋慶齡，他就換台，說是她要是早早跟著孫中山死去就好了。說到毛主席，他則一聲長歎，說英明的他最不該娶個戲子做夫人。提到林彪，他說叛國的人沒有好下場，可惜了他過人的軍事才能。他還常說要是不結婚多好，光棍一條，就可以像弘一法師那樣，做個出家人，青燈古刹旁，碧水青山中，遠離政治運動，遠離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幹幹淨淨了此一生。李叔同的《送別歌》，是他除了曹子建的《洛神賦》之外，最喜歡的詞了。父親一嘮叨他的和尚夢，母親就搶白他，說李叔同是半路出家，他也可以像他那樣拋妻棄子，遁入空門呀。父親連說那可不行，老婆孩子沒人照應，他不落忍。母親說，就衝你戀酒的份上，這輩子也別想當和尚了！
父親過度酗酒，年僅四十九歲就過世了。他走的那天，老天好像在開音樂會，輕靈的雪花如音符一樣飛揚。怕他在那一世會凍著，我們為他穿上了厚厚的棉襖、棉褲和棉鞋，這使他看上去像個繈褓中的嬰兒。他的形影不在了，可靈魂依然活躍，我們常常能從清晨起床的母親嘴裏，聽到關於父親的消息。父親穿著中山裝去城裏開會了，父親拉小提琴把鳥兒引來了，父親找了個模樣俊俏的女人給他做飯了等等。母親幽幽訴說著，好像這一切不是夢，而是活生生的現實。
我也常夢見父親。有一次，我在夢中見到他坐在溪畔的石頭上，身披袈裟，撫琴而歌。他的頭顱因為沒有一絲頭發，在幽暗的森林中，就像一盞青白的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