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人憶起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有趣往事，往往是在冬天那些晝短夜長的日子裏。
父親與冬天也確實有緣。他生於正月，死於臘月。也就是說，他是披著雪花來的，裹挾著朔風去的。他的命運，與寒流也就有著不解之緣。雖然說父親性格明朗熱烈，像團火焰。
祖母去世後，祖父獨自拉扯著三個未成年的兒子，艱難度日。父親十多歲時，祖父將他送到哈爾濱讀中學，指望著父親將來出息了，將他們從帽兒山帶出來。祖父的四弟，也就是我的四爺爺，那時在哈爾濱的兆麟公園看大門。父親平時住校，周末回四爺爺家裏。雖然父親的生活費由祖父出，可有時候他入不敷出了，四爺爺就得添錢。四爺爺多子多女，生活拮據，常添也添不起。所以父親讀中學時，常因家長沒能及時續上夥食費，而斷炊挨餓。父親說這樣的窘況總是發生在月底，他提著飯盒去食堂打飯，輪到他時，夥夫會用勺子敲打著盆沿兒，高叫著：“遲澤鳳，停夥了！”他隻能羞愧地離開隊伍，提著空飯盒走開。
父親上中學時功課優異，音樂天賦尤其好。他是就讀的中學裏，小提琴拉得最好的學生。然而，無論是祖父還是四爺爺，都不可能供他繼續求學，上他夢想的音樂學院了。父親中學畢業後參加了工作，在哈爾濱的一家小型工具廠給職工教書。可是這份工作他並不稱心，1956年，大興安嶺開發上馬，年僅十九歲的他沒有同家人商量，毅然報了名。當四爺爺得知父親要去大興安嶺的消息時，他即將踏上北上的旅程了。四爺爺趕到火車站，找到父親，淚漣漣地送給他一雙七毛錢買的球鞋，還把身上的中山裝脫下來送給他。父親一去三十年，直到病逝，再沒回到哈爾濱。他與四爺爺在火車站的告別，竟成永訣。
父親來到天高地闊的大興安嶺，先是與幾個朋友，在漠河鄉辦學，接著參加了放映隊，給各個林場放映電影，豐富伐木工的文化生活。據說父親做放映員的時候，熱戀上了酒。冬天的時候，戶外常常零下三四十度，父親帶著放映機和拷貝坐在馬爬犁上，在林海雪原穿行，懷揣酒壺，走一程就得喝幾口暖身子。而各個林場，總是好酒好肉款待放映隊。有時候電影還沒開演呢，父親就被灌醉了。放映員醉了，銀幕上的喜怒哀樂無法上演，人們隻能眼巴巴地等著父親醒來。
結束了放映隊的生活，父親回到漠河做教師，有了終身相依的伴侶。母親認識父親的時候，才十七歲，是鄉廣播站的廣播員。因為是鄉長的女兒，模樣俊俏，嗓音甜美，給母親介紹對象的人很多。可她最終還是選擇了貧窮的父親。母親說父親英俊，開朗，有才。他的毛筆字漂亮，吹拉彈唱樣樣都通，愛讀書。他從哈爾濱來大興安嶺時，帶來的唯一家當就是書。母親十八歲時，嫁給了父親，婚禮由外祖母家籌辦。父親坐著馬爬犁，把母親接進了洞房。父親最愛對我們說起母親的一件笑料就是，新婚的第二天早晨，他剛起來，聽見灶房傳來母親的哭聲。過去一看，原來這個家庭主婦，因為點不著火，無法做飯，蹲在灶坑前抹眼淚呢。母親也真是沒白哭，從此以後，生火做早飯的永遠是父親。自我記事起，每個早晨，都會先聽見門響，之後灶房“嘩啦——”一聲響（那是父親從院子裏抱來劈柴了），接著是劈柴“劈啪劈啪”燃燒的聲音，再接著是父親哼小曲的聲音（他喜歡一邊做早飯一邊唱著），最後是父親挨個屋子熱情洋溢的叫嚷聲：“起來啦，起來啦！”這說明早飯妥了。
父母婚後兩個月，把帽兒山的二叔接來讀書。父親輔導他，考上了齊齊哈爾醫學院，成為大興安嶺最早考上中等醫學專科院校的學生。我出生的次年，全家從漠河鄉移居到三合站，然後又到了十八站林業局，最終定居在永安。不管換多少地方，父親的角色始終不變，一直是教書匠。隻不過到永安以後，他做了校長。“文革”開始後，父母先後倒了黴。父親去“五七”幹校，母親因為來自中蘇邊境的漠河，被劃定為“蘇修特務”。父親一兩個月才回家一次，母親若是被拉出去批鬥，我們在家就沒人管了。母親說有一回她挨完鬥回家，一進屋，發現我獨自在炕上睡得正香，可枕畔卻盤著一條蛇！我們家在山腳下，那是夏天，窗戶敞著，蛇就是這樣爬進來的。母親說她被嚇得半死，以為蛇會咬我。可是這蛇繞著我爬了一圈，像是給自己畫了個句號，溜出窗戶了。多年以後母親憶及此事，還一臉驚恐。我笑著對母親說，我屬龍，蛇不好對同類下口吧。
母親說，“文革”一開始，她和父親就把被禁的書籍，用麻袋裝著，背到鬆樹林燒掉了。她回憶說，除了《紅樓夢》等四大古典小說名著，還有巴金、老舍和張恨水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