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海派文學審美現代性的民族化追求
一、海派文學獲得審美現代性的獨特優勢
探究新文學的審美現代性，研究者必須麵對海派文學。這不僅是因為海派文學有產生審美現代性的現代都市文化語境，現代文明對都市人的囚禁、異化切實存在；而且，海派文學還追隨世界文學時尚，具有先鋒特質，歐美文學對現代文明的反思、批判以及在文學美學上的頹廢也為海派文學所接納、模仿並有所發展。無疑，海派文學有得天獨厚的獲得審美現代性的優勢，在現代這是其他文學流派與作家難以比擬的。
上述嚴格遵循審美現代性含義的觀點與當前學界的某些看法有區別，有研究者喜歡將審美現代性這個概念泛化。比如，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審美現代性實際上有四種範式：一是審美非功利主義；二是審美工具主義；三是審美批判主義；四是審美快感主義。”【51】無疑，它將中國新文學一網打盡，所有的文學事實都可以被納入這個視角加以考察。尤其是“審美工具主義”，它包含有啟蒙思潮、革命文學觀等功利文學思想，這是中國新文學主潮，所以，在他看來，“中國的審美現代性則主要還是呼喚、歌頌、建立啟蒙和科學技術現代化，這種‘啟蒙性’的革命理想是中國審美現代性的基調，這是由中國的文明進程決定的”【52】。誠然，中國的社會現狀與西方不同，西方曆時性的現代性在中國呈共時狀態，審美與啟蒙並存，但是，如果無視審美現代性的獨特內涵，它將是一個可以無限向上延伸的概念。
“啟蒙現代性在確立統一、絕對和秩序的過程中，需要對其自身的不足和缺憾進行反省和批判，而這種對抗的文化角色恰恰是由審美現代性承擔了。”【53】這表明審美現代性是對社會現代性的補救與完善，它不可能出現在社會現代性之前。並且，前文所言學者在界定審美現代性時也說：“審美現代性是社會現代性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現代性的組成部分。”【54】這一句話能理解為審美現代性是社會現代性在文藝領域的具體表現，不過，它們還是有所區別，隻有當社會現代性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審美現代性才出現，而且，社會現代性是因，審美現代性是果。這樣，我們就發現，審美現代性的泛化與概念的內涵產生矛盾。如果“審美工具主義”範式意在啟迪蒙昧、革新舊社會，那麼，審美就在啟蒙之前，並且，審美是因、啟蒙或社會現代性是果。因此，審美現代性的泛化必然致使言說的混亂；有人甚至將審美現代性引入明清散文、《紅樓夢》乃至晚唐詩歌的研究領域，這顯然背離了審美現代性的含義。所以，將“審美工具主義”範式歸類為啟蒙現代性更為合適，因為：從影響角度看，它受惠於歐美啟蒙思潮與現實主義；就中國社會現實而言，國門被迫打開之後中國才緩慢地開始社會現代化進程，實際的現代化程度很低或幾乎沒有；從文學功用看，它是啟蒙、革命的工具。
綜上所述可知，啟蒙現代性是新文學現代性的主流，因為中國的社會現實需要作家承擔啟蒙的責任，而傳統儒家士人的入世思想決定了近現代作家選擇擔當民族複興的大任。西方的新思想，作家在吸納後往往優先考慮它能否適用於啟蒙。而在啟蒙現代性之外，其他文學現代性均受到壓抑，在這方麵，海外學者王德威做了較好研究。他在著作中專門提出一種說法，晚清以來多元的文學現代性遭到壓抑，大致而言有三個方向，其中之一是，“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來，種種不入（主）流的文學實驗”【55】。這裏包括審美現代性的多種類型，如王國維的非功利文學觀、新月派的純藝術探索、海派的先鋒文學、沈從文對湘西的想象等，它們在很久的一段時間裏，不是被主流文學所討伐就是被完全壓製。
新文學審美現代性遭受壓製，還因為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必須走的過程，社會現代性才剛剛起步，而作為它的內在張力的審美現代性難以有存在的社會基礎，中國社會尤其是1949年之前的中國更是欠缺審美現代性的深層底蘊。以京派文學為例，有不少學者對沈從文的文學現代性做了論述，先拋開他的京派文人身份不談，作為個案，他是特殊的。雖然他在上海或北京等地也切實體驗到現代社會的庸俗、汙濁，但是，他對現代都市的批判、對現代知識分子的諷刺顯然事出有因。他是一個高小學生、又一再自稱“鄉下人”，而他恰恰又進入都市中的文化圈，在自尊心的驅使下，他抨擊個人的對立麵。事實上，“鄉下人”一直是他批判現代文明的立足點，這裏非常複雜，不否認沈從文也獲得了一定的現代性，但是，他對都市文明的拒絕姿態也影響了他對社會現代化的認同，所以，他的審美批判對社會現代性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外部力量，而非構成了現代性張力。而作為京派文人，沈從文還有京派作家的共同特點，他們大都選擇中國的鄉土而非都市作為敘述對象，他們似乎都有一種傳統士大夫式的鄉村體悟，在美化風土人情的同時揭批現代文明的虛浮、庸俗。誠然，都市有種種缺憾，但他們對都市的言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偏見。這種固有的歧見是鄉土文化與前現代性，下麵這種說法有一定的代表性：“鄉村出身、灰色生活使鬱達夫這類知識者在城市環境中深刻地體驗到不適感。這種‘不適’的狀態一方麵使得他們陷人生存的困境，在‘人的觀照’的意義上生發出某種審美現代性衝動；但另一方麵，這種‘不適感’又讓他無法完全融入都市生活中，更不可能以純粹的現代眼光來看待都市，獲得現代意義的美感。換言之，鬱達夫的作品在內心挖掘、人性關懷的角度上與審美現代性取得了某種一致性，但是他對都市、對人性的評判摻雜了些許古典情趣與農業文明的眼光，而又以啟蒙現代性為重心，即在‘城市’與‘我’之間，敘述的重心向後者傾斜。”【56】京派作家何嚐不戴有農業文明的視鏡？與鬱達夫不同的是，京派作家在拒絕都市之後退守到鄉村，在對現代文明的批判上他們獲得了一定的審美現代性，不過，它缺少現代性自身的基礎，因為他們尚不夠現代就否定現代。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作家雖無法完全從現代性視野批判現代性，但是，審美現代性思想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有著遙遠的呼應。在這裏周作人是一個必須談到的作家，由啟蒙到審美，他的轉變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可看到痕跡。周作人看中國文學變遷，文學在“言誌”與“載道”間反複，所謂載道主要是載儒家之道，所謂言誌則是傳達情思，他本人對言誌文學非常推崇：“言誌派的文學，可以換一名稱，叫做‘即興的文學’，載道派的文學，也可以換一名稱叫做‘賦得的文學’，古今來有名的文學作品，通是即興文學。”【57】在他看來，民國以來“新文學的基本觀念是‘言誌’”【58】。新文學反儒家之道，強烈地發出個性解放呼聲，這當然是言誌，不過，新文學也是載道的，它載的是科學、民主之道、啟蒙之道。周作人雖然曾是一位啟蒙文學健將，但由他在著作裏對晚明文學的激賞來看，他必然要走“抒性靈”道路，徹底告別文學功利主義。對於他的轉向，有人說：“周作人的作品中的審美現代性，是在追求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理性地彰顯人性、批判工業文明和現代文明對寧靜、和諧生活以及傳統文化的破壞中得到逐一體現。”【59】這抓住了周氏審美現代性的特點，它的內涵既源於西方，而中國傳統對它又有著質的規定性。老莊的自然之道影響古代許多文人的做人與做文，周作人延續這條道路，持續文化批判，不同的是，周作人批判的是現代文明，他的影響力波及京派文學，沈從文、廢名等人直接受惠於周作人。這種模式不是京派的專利，海派作家如30年代的施蟄存、穆時英，40年代的徐訁於等也習慣在現代都市之外另建構一個審美世界，不過，在對現代文明的批判上他們則各自有前提。海派作家批判熟悉、喜愛的都市，就審美批判而言，他們最有資格，也即他們的文學呈現了現代性悖論；周作人次之，他曾經是社會現代性的積極推廣者，但在對都市文明的感受上不如海派作家深切，他的批判也有一定的底蘊；沈從文、廢名等人主要以“鄉下人”的自尊抗拒都市。
綜上所述，新文學的審美現代性之所以能獲得，並不是幾近於無，一方麵是西方審美現代性思想是中國作家的資源，另一方麵在於社會現代性在個別城市如上海起步後，有著雙麵特性，有人說上海是天堂，但“地獄”也是上海的另一種稱謂。既然現代都市有其庸俗、罪惡的一麵，那麼，社會現代性是理所當然的批判對象。總之，從地域看，除了上海有文學批判的社會物質基礎外，中國的其他地方都需要加大力度實現社會現代化；而對上海的現代都市文化，除海派作家外，其他新文學家往往對它持一種拒絕融入的態度，這就說明，審美現代性在海派文學裏不僅具備了理論上的可實現性，而且，從實際情形看，海派文學的審美批判也更具有現代特質。因此，研究審美現代性，海派文學有它的重要價值，它不隻是純粹的先鋒模仿，而是現代都市人的精神映射。
二、海派文學審美現代性辨析
在中國曆史上，都市商業文化一直是鄉土文化的對立麵，這是眾多現代作家批判現代文明、反商業文化的一個曆史負重，因此，他們有意或無意的基於農業文明的現代都市批判必然缺乏現代性底蘊。海派作家突破了這種局限性，文化心理的複雜性決定了他們對現代都市有著愛恨交加的情結，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對都市的愛遠遠多於恨。無疑，他們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是站在現代根基上的，雖然海派作家有一定的傳統傾向，但他們也認同現代都市文化，因此，大體而言，他們的審美現代性超越了農業文明的束縛，有著現代性的自我反思、批判傾向。
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出現了兩個現代作家群體：一是以《現代》雜誌為中心的現代派，它包括了施蟄存、劉呐鷗、戴望舒、穆時英等人；二是以邵洵美為核心的頹廢派，團結章克標、滕固等一批人，二者的人生觀念與藝術追求有驚人的相似性。他們熱愛都市、沉湎於都市裏的物質享受，如泡咖啡館、上舞廳、吃西餐等。施蟄存在回憶他們當時的生活時寫道：“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裏，聊天、看書，各人寫文章、譯書。午飯後，睡一覺，三點鍾，到虹口遊泳池去遊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開的店裏飲冰，回家晚餐。晚飯後，到北四川路一帶看電影，或跳舞。一般總是先看七點鍾一場的電影，看過電影，再進舞場，玩到半夜才回家。這就是當時一天的生活。”【60】這是一群時髦的青年，在生活上他們前衛、時尚，迷戀現代物質生活，在藝術上他們也緊跟世界潮流，總之，他們全身心地投入現代生活中去，不像其他現代作家在心理上與都市有隔膜。如果不探究其籍貫，那邵洵美是上海原居民，又留學歐洲，與其他人相比，他更加洋氣，在文藝上，他是沙龍裏的領袖，開口閉口就是波德萊爾等人的唯美詩歌。這裏不細論二者在藝術上的不同追求，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身上交彙了都市現代性與美學現代性，也就是他們既熱愛現代生活，也沉迷於現代主義文學中。以邵洵美為例，這位富豪與官僚子弟的時髦生活不必說，他的唯美藝術則有兩個顯著特征，在詩歌創作上，他熱衷於抒寫放縱的情欲，極為頹廢，如《頹加蕩的愛》、《春》、《春天》、《上海的靈魂》、《花一般的罪惡》等。其次，就中國的審美現代性而言他接過了王國維的衣缽，一以貫之地倡導非功利的藝術、純粹的藝術。如在《金屋月刊》第一期上著文說：“我們要打倒淺薄，我們要打倒頑固，我們要打倒有時代觀念的工具的文藝，我們要示人以真正的藝術。”【61】正因為如此，所以，他讚賞沈從文：“那不朽的中篇《邊城》：這是中國近代文學裏第一篇純粹的故事。”【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