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比較有兩點意義：首先，在與另一種不同性質文明的比較中，懷春的農業文明特性更加突出。由於受大陸季風的影響，秋冬之時，中國北方內陸的生靈大都蟄伏，隨著春天的到來其生命力勃發，而夏季則天氣炎熱，所以，春天對遠古時代的農業生產以及人類自身的生產就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這裏沒有論證氣候決定論的意思，但氣候的確有一定作用，它對農耕的影響更加突出，換言之，農耕是氣候重要與否的前提，顯然，沒有農耕，先秦人也就不那麼在乎懷春即“懷春”的季節性了。其次，通過比較，我們才知道，懷春應該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特有文化。因為上海是中外文化的融會之地，作家的文化資源有中有西，隻有確定了西方性與愛的原始意象是阿芙洛狄忒與厄洛斯之後，我們才能斷定，春天確實為中華民族所獨有的原始意象，故，海派作家的春天意象是民族的。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古代這類意象還有一些，如女媧、高唐神女、月下老人等都是性愛意象，但它們都沒有春天這麼普及、這麼有生命力，在現代，它們的影響更小。再就是，海派情欲小說裏也出現過阿芙洛狄忒或厄洛斯的意象，但甚少，這剛好可以反襯出民族文化對海派作家小說創作的製約。
由上麵的論述可知，春天不但是無意識原型的原始意象，而且，在農業文明的範圍內，懷春還與莊稼和宗族聯係在一起。就後一點來看，盡管在當時它是一種有意而為，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它的意義被弱化，如在結婚日期的選擇上，春天不再是唯一。不過，一些核心思想仍然被繼承下來。施蟄存在《最後一個老朋友——馮雪峰》裏回憶：“雪峰曾希望我們恢複黨的關係，但我們自從‘四·一二事變’以後，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義的行動。我們三人都是獨子，多少還有一些封建主義的家庭顧慮。”【48】“三人”指的是施蟄存、戴望舒、杜衡。他們參加30年代政治革命的顧慮之一是“獨子”，施蟄存將其源頭定格在封建主義上，這顯然沒有錯，不過，若再溯源，就知道這種思想從先秦而來，從“仲春之月會男女”中來。戴望舒、杜衡等人都這麼傳統，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這種說法在理論上也不難成立，因為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積澱，它已呈固態，不可能很快“風化”。因此，通過懷春這扇窗，我們能看到海派文人並沒有跳出農業文明的圈子，他們生活在現代，身上卻流淌有遠古中國人的血液。“人類在漫長的歲月中則早已產生了三種這樣的思想體係：泛靈論（或神話）、宗教和科學。”【49】在“科學”的現代都市，海派作家卻有著遠古農業文明的情懷、神話文化的遺韻。所以，海派作家並不如人們想象中的那麼摩登、前衛，或者說他們可能外表時髦，內心其實仍然有傳統的負重。
就海派情欲小說而言，雖然它們著眼於現代都市人的情色，但它們常常發遠古懷春之幽思，都市化的情欲小說顯而易見地有著鄉土神話文化的一麵。劉呐鷗的《禮儀與衛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小說裏人物的生活理念很時髦、開放：啟明與可瓊自由戀愛，但他們因性問題分分合合，誰也束縛不了對方；白然在性方麵就更加收放自如；畫家、音樂教師、法國商人普呂業等都有唯美主義藝術家的個性，他們欣賞美，也嗜好女性的肉體。他們欲的狂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懷春。當啟明在辦公室裏感受到逼人的溫暖時，他知道這是春的魔力在作祟，“是的，春了，啟明一瞬間好像理解了今天一天從早晨就胡亂地跳動著的神經的理由，同時又覺得一陣粘液質的憂鬱從身體的下腰一直伸將上來。……陽氣的悶煩，欲望在皮膚的層下爬行了。”所以，他去買春，不斷地獵豔。其他小說，如《春陽》、《阿蓮》、《浴》、《姊嫁之夜》、《摩伽的試探》、《銀杏之果》、《留香記》等莫不在展現現代意識的同時將懷春置於重要地位，因此，從整體上看，這類小說是一種麵向現代、立足在神話時期民族文化之上的都市小說。
四、海派情欲小說移植懷春的成功經驗
如何看海派作家以一個古老、農業文明時期的意象來表現“現代都市人”情欲的萌動？這涉及傳統為現代所用或者說傳統與現代雜糅的問題。海派作家借鑒傳統文學經驗，這究竟是否合理？如何做才能使傳統散發出新的活力？對懷春的研究必須深入到這一層麵，否則將無法判斷這種“拿來”是否有價值。
春天意象在海派小說裏不僅不蹩腳，而且還與現代上海的文化十分相稱。從春日意象或“懷春”詞彙來看，它們富有色情意味，“頹加蕩”詩人邵洵美是這麼描述春的：“啊這時的花香總帶著肉氣，不說話的雨絲也含著淫意；沐浴恨見自己的罪的肌膚，啊身上的緋紅怎能擦掉去？”【50】春的含義極為吻合現代上海的情色文化。上海是一個現代商業大都市，商人以及聚居在上海的世家子弟為色情業的繁榮提供了充足的資金，而且，奢華享樂的人生哲學在中國從來就有很旺的“人氣”；另外，上海男女人口比例的失調也是一個社會問題，闖蕩上海的精壯男人的瀉欲直接促成色情業的走紅。顯然，以四馬路（現在的福州路）為中心的上海色情文化無疑是小說的重要“摹本”之一以及思想資源，反過來看，肉欲化的懷春又十分貼近肉感的四馬路。可見，海派情欲小說的懷春與上海的色情文化呈現雙向互動關係，而且是雙贏的互動。因此，古老的春天意象在海派情欲小說裏再一次展示其魅力，所體現的不是海派作家對古典文學的簡單模仿，而是他們在色情文化的感染下活用懷春。
色情文化顯然也影響了在上海的非海派作家，譬如，除沈從文外，還有少數左翼作家如丁玲也較多地運用懷春這一手法，但這二者與海派有所不同。沈從文涉及懷春的小說往往在於展示純樸人性，左翼作家的懷春時常與革命聯係緊密，可見，唯有海派的懷春，才是最有民族特色的懷春，才是現代上海物欲橫流、情色泛濫的體現。
由於懷春是一個過於爛熟的老套路，它就像一道家常菜，中國人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這雖然不至於倒讀者胃口，但也沒有什麼新奇之處。所以，即使是將懷春置於現代都市文化語境之下，這看起來就是一種創新，然而，若沒有“點鐵成金”的功力，懷春未免平庸。事實也正如此，除了部分小說如《春陽》、《鳩綠媚》、《禮儀與衛生》、《五月》等之外，多數海派小說的懷春難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懷春雖然適合海派情欲小說，可它並沒有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文學美來，如果在色情文化的感召下單純地為懷春而懷春，這種小說注定了是庸俗之作，顯然，海派情欲小說還需要更多的東西。《春陽》、《禮儀與衛生》等作為典範，它們對懷春的借用就有值得人稱道的地方。嬋阿姨是一個舊派女性，又被錢財所誘惑，但她一到上海，暖陽就激活了她潛在的情欲。懷春在《春陽》裏有生命覺醒的含義在內，也隻有在這片刻，她才領悟到要為自己活、為生命的欲求而活的人生要義，在平時，她可能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小說深入人物的內心，一方麵，在情欲的驅使下，她有向外的衝動；另一方麵，長期寡居生活所造成的心理變態又迫使她向內收斂，欲與理、享樂與守財構成了二重內在衝突。但是，她的因懷春而蘇醒的生命意識，終於淹沒在守舊的禮節、世俗的實用上，青春、生命就這樣被吞噬。所以，《春陽》的價值在於：懷春意味著人性渴求被解放，“懷春”的被壓製則表明傳統文化下的嬋阿姨是一個可憐且可悲的卑微人物。可見，懷春是古典的，又是現代的，它被賦予豐富的現代意義。這一點在《禮儀與衛生》中也有所體現，懷春的現代人啟明在妻子的鼓勵下進入一個時尚生活圈，圈中人有全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他們有如西式的現代藝術家。懷春與類似頹廢、唯美聯係在一起，它成為看西方的窗口，雖然這“西方”是淺表層次的。
綜上，我們能說，春天意象不僅吻合海派情欲小說的文化背景，而且，部分優秀小說還就懷春推陳出新，懷春既是古典的又是現代的。海派小說以懷春這個古典意象將現代主義的頹廢民族化了，所謂的洋場才子其實仍與中國傳統有割不斷的聯係，因此，都市懷春有其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