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禮記》、《周禮》等儒家經典裏，先秦人的懷春無論是順從天意還是聽命於官媒，其目的主要在於生育。對這種情形，有學者解釋為：“儒家對於婚嫁的觀念，雖有《禮運》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樣對於生理需要的承認，但根本思想是傳種這生物學的目的。至於戀愛與否，有無快感，這些心理情形，那是不加理會的。”【36】顯然，儒家典籍記述了懷春理性層麵上的要義，而對人的無意識本能即人內心的隱秘則多有忽略。生命的繁育始於交合，但這種衝動一開始並沒有理性上的生育目的，所以，本能先於理性的生育思考，懷春首先應該是先民混沌的生命力律動、強烈的內在衝動。與儒家典籍不同，中國古典文學裏的懷春主要是指人在春天裏情欲萌動並因此而生情，如唐詩《閨怨》、明戲劇《牡丹亭》等屬於此類。可見，在懷春的含義方麵，文學與《周禮》、《禮記》等構成了互補，後者主要關涉社會理性，前者則連通民族無意識心理。
海派文學的懷春是古典文學式的。就上文已闡述的幾個典型懷春細節，我們能看出，在特定的情境下，潛隱的民族遺傳因素複蘇因而懷春不請自來。在情欲小說裏，春天是泰勒的“文化遺留”，在榮格那裏則是原始意象，它承載著集體無意識原型。譬如，在穆時英小說《五月》中，獨身漢劉滄波有感於戶外的五月（應該是公曆）春光，再看看自己，“屋子忽然大了起來，大得不像個樣子。看著那隻大床，真不懂得自家怎麼會在那麼大的一張床上睡了半年的。便第一次感到了獨身漢的心情。”於是，他先後四次呼喊：“嗬，嗬，春天哪！”這就是俗語所說的叫春，它就像河洲水鳥的鳴叫，又是君子寤寐的思人，先民在仲春之月的狂歡景象被啟動、被呈現。《五月》裏春天意象的再現及其所包含的生命本能的萌發，能在榮格的《論分析心理學與詩歌的關係》裏找到對應的理論。“每一個原始意象中都有著人類精神和人類命運的一塊碎片，都有著在我們祖先的曆史中重複了無數次的歡樂和悲哀的一點殘餘。”【37】當原始意象出現在某種情境下，“在這個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人，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齊在我們心中回響”【38】。所以，海派小說的懷春書寫，就是對從遠古遺留下來的民族隱秘的披露。
原始意象把作家個體與民族聯係在一起，民族的原始意象隱含有民族的聲音，所以，海派作家的懷春敘述就是民族古老聲音的回蕩。正如上文所述，懷春書寫有著悠長的文學曆史，海派作家的創作一旦跨入這條河流，他就是民族無意識的探尋者。應該說，在繼承文學傳統時，海派作家是自覺的，可當他們因懷春寫作對接上先民的原始經驗時，優秀作家總會陷入一種迷狂或幻覺狀態，毫無疑問，如果他們不能進入這種狀態，他們就無法觸摸到古老心髒的跳動。對作家在寫作過程中的身不由己，榮格說：“藝術是一種天賦的動力，它抓住一個人，使他成為它的工具。藝術家不是擁有自由意誌、尋找實現其個人目的的人，而是一個允許藝術通過他實現藝術目的的人。他作為個人可能有喜怒哀樂、個人意誌和個人目的，然而作為藝術家他卻是更高意義上的人即‘集體的人’，是一個負荷並造就人類無意識精神生活的人。”【39】本文以榮格的學說來論證海派作家是民族的代言人、是民族心靈的“傳聲筒”，並非就認為他的理論無懈可擊，事實上，他對文學的認識有不少觀點值得商榷；但是，他的原型、原始意象理論確實為闡釋他所說的“幻覺”模式創作提供了有益借鑒，也為給這一類型的作家定位提供了有效的證據。
三、都市懷春連通農業文明
上文提到，先民因順從春天裏的“天地交感”因而交合，可他們是怎麼認識到春天的奇妙作用並使春天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的？毫無疑問，這是他們對大自然進行長期、細致的觀察才得出來的結果，因為他們生活在自然裏，自然是他們認識的對象之一。但是，他們為什麼對春天、大地、新孕育的生命等即天地的懷春有著持久關注的興趣呢？有一點能肯定，古代中國很早就進入了農耕社會，農業是國家的經濟命脈，是人生存的維係，而原始農業基本上依賴於天時，所以，現實的需要促使他們持續地追問氣候、節氣、草木的榮枯等一係列因素之間的關係，從而總結出吻合自然規律的結論以安排農事。《禮記·月令》裏有不少關於時節與農事的記載，如在孟春之時因天地之氣交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恭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40】。因天地的緣故草長鶯飛，故而該“布農事”，這種科學指導顯然與由農事作為出發點進而對農業與氣候關係之研究的成果有關，否則，就是盲目指導。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使得他們專注於這個問題呢？無疑，人們對自然的一般性認識尚不足以使他們鍥而不舍地思考天地之懷春、並將它創造為春天神話，或許，人的懷春是一個因素，但是，由於那時候生產力低下，人的吃飯問題都難以解決，人不大可能在死亡陰影下幻想出春天神話，唯有農事才是值得人探討這個問題的首要因素，所以，懷春與農耕有很大關係。“為農耕”是懷春生成的理性起點，而且，春天的男女之會在遠古本來就含有使農作物豐收的意思。有論者說：“據李安宅先生研究認為，周代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就含有‘欲使禾稼收成’的意義在內。”【41】散落在民間的民眾言行也有很強的說服力，如“古代的皖南，在水稻揚花灌漿時節，有夫妻到田頭過性生活的習俗。……傳說尤其種芝麻，一定得夫妻合種，否則芝麻就不會茂盛，更不會豐收，以致至今流傳著‘和尚（無妻子）種芝麻——稀稀拉拉’的歇後語”【42】。以人的性交來促成禾稼豐收，這種泛靈論式的神話思維方式在現在看來很荒謬，但遠古人確信不疑，這些流傳下來的習俗就成為解讀懷春的極好材料。在吃飯不成為問題後，先秦人就要考慮氏族種的延續了，宗族製度決定了這一點，所以，懷春的理性內涵即懷春的目的還包括有結婚、生育。這在上文已有論述。由於宗族製度是中國農業社會的一種根本製度，所以，先秦人所創造的春天神話是中國遠古時代農業文明的產物。
當然，也不是所有農業文明都能創造春天神話。在弗雷澤的《金枝》，我們看到，以男女交媾來促使莊稼的生長在地球上是較為普遍的原始風俗；但像中國這樣有巨大影響力的懷春可能是唯一，這說明，春天神話是多種因素譬如農耕、氣候、社會製度等共同作用才形成。
懷春的痕跡在歐洲也可見，“歐洲有些地方春夏季節都有這樣的風俗，其原意顯然也是出於這同樣的原始觀念，即認為人類彼此之間的性關係同樣可以用來加速植物的生長”【43】。但西方沒有生成有影響的懷春文化，這與西方文化的源頭古希臘有關。當中華民族在北方大地上構建農業文明時，古希臘人創建了另一種類型的文明，即海洋文明或城邦文明。愛琴海上有許多美麗的島嶼，它的西邊是伯羅奔尼撒半島，雖然風景不錯，氣候宜人，“但是在地中海沿岸以及各島嶼上，絕對找不出一個地方會像恒河、印度河、底格裏斯河、幼發拉底河或尼羅河等衝積河穀一樣肥沃的土地；夏季的幹旱有時來得太早或是延續得太長；並且，在薄薄的泥土之下到處都是岩石”【44】。所以，農業不可能是古希臘人的經濟支柱，遠古時代也如此，因為在流傳下來的神話裏，農業與豐收女神的地位並不太顯赫。進入文明時代以來，以一個重要城邦雅典為例，“盡管想盡了一切辦法，雅典每年僅生產67.5萬‘蒲式耳’（bushel）穀物——勉強夠供應其四分之一人口的需要。若不進口糧食，伯裏克利時代的雅典會挨餓；因此，趨向帝國主義，需要一支強大的海軍”【45】。由以上能看出，古希臘人必須重視海上通道，海上貿易是他們的立邦之本。由於農業不十分重要，所以，古希臘人大都住在城裏。生活在城邦的希臘人進一步完善了先人的神話，他們的愛欲神是阿芙洛狄忒與她的兒子厄洛斯，在古羅馬則轉換為維納斯與丘比特。與懷春不同，阿芙洛狄忒與厄洛斯並不僅僅在春天才活躍，這說明古希臘人並不在意“懷春”的時令特性，農業的非主要地位使他們對草木以及人的生命之規律與氣候的關係有所忽視。而且，地中海氣候也很獨特，“幾乎終年，人們可以在暖和而不惱人的太陽下，過著戶外生活”【46】。四季沒有明顯的區分，因此，“丘比特是頑皮的，而維納斯卻是喜怒無常的，所以戀愛的遇合，比別的事情更奇特，更多幻變，更可驚可愕”【47】。人在任何可能的時候都會中丘比特（厄洛斯）的神箭，“懷春”不一定得在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