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自然思想支配下的小說敘事藝術
一、都市之外辟自然
中國雖然有“大隱隱於朝市”的說法，但在文學作品裏，隱士往往隱居在山水田園之間。一個突出的例子是陶潛的詩歌中的抒情或敘事主人公，他們甘於貧賤、樂而忘憂，在山水裏體驗人與自然的和諧之樂趣。柳宗元也有幾首寫隱士的詩歌，如《江雪》、《漁翁》等。其中，後一首是典型的敘事詩：“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崖上無心雲相逐。”它顯然具備了敘事詩的特征，“一、它要表現時間的長度和空間的變化，交代人物的行動和動作；二、它對‘行為’的描述，總是與抒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三、它對‘行為’的描述，總要受到詩歌節奏、韻律和意象性句法結構、修辭規則的製約。”【24】這裏要說明的是詩歌的敘事空間是天地山水，而且是非人化的山水、自然的山水，它為人物的道家人格表演提供了一個十分適合的場所。
許多古典文學作品之所以建構人類社會之外的自然空間，在於自然確實能體現道家精神。無論是老子或莊子，雖然他們的思想不盡相同，但他們都對自然有特別的好感，在《老子》的言論中“天地”總是高於人，莊子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25】等；另一方麵，他們都痛恨當時的社會，認為人的文化損毀了天道，所以，道家在總體上有避人世、返自然的傾向，老莊自己就是以身作則的典範。受道家思想影響，道家中人或生活在自然或寄性情於自然，因此，自古至今的道家敘事文學（包括抒情文學在內），在敘事空間的選擇上偏好自然，換言之，小說故事發生的空間為山水或田園。
海派道家題材的小說也常常將天地山水作為敘事空間。它是海派小說的第四空間，其他一是現代氣息的都市（如街道、舞廳、咖啡館等），一是儒家的內室，一是佛教色彩的空間。從特定角度看，它是一個遠離社會的空間，因為道家的自然本來就是非人化的自然。因此，道家文化小說敘事空間的創建往往必須延伸到都市之外，《田舍風景》、《懷鄉病》、《漁人何長慶》、《黑牡丹》、《鳥語》等都是實例。其二，如果說儒家家文化空間是倫理空間，佛教色彩空間是宗教空間，那麼，道家小說敘事空間就是一個生存哲學的空間，它不隻是風景，而且是道家淡泊人生上演的舞台。這種人生規避都市文明，所以，山水是它最好的載體。當然，這麼說也並不是認為隱士就隻能在山水之間忘情、忘我，而不能寄居塵世，但作為敘事空間，自然確實是一個最有道家文化色彩的空間，從這個角度講，海派小說以山水作為敘事空間就顯現了空間的道家文化價值，反過來說，小說正是在道家文化的製約下選擇了自然。這正如有學者在評論廢名、沈從文等人的創作時所言：“對自然人性的關注，使他們甘居於時代的邊緣地帶，於紛紜的時代潮流之外堅守文明批判陣地，遠離喧囂的城市，聚焦於寧靜和諧的田園山村。”【26】海派作家是趕時髦的一群，但他們並沒有棄離傳統，道家文化空間的擇取是例證之一。
《漁人何長慶》故事發生的空間是：“滬杭路線的終點站，閘口那個地方，有人到過或者去住過幾天嗎？那裏是個好地方。錢塘江水和緩地從富陽桐廬流下來，經過了這個小鎮，然後又和緩地流入大海去。鎮市的後麵是許多秀麗的青山，那便是西湖的屏障，從彎彎曲曲的山中小徑上走進去，可以到西湖的邊上。”雖然滬杭線把古老的鎮市與現代都市上海聯係在一起，現代氣息不可避免地隨風而至，但那個地方仍如世外桃源，因為民風相對而言還是很淳樸。尤其是這一塊風水寶地，富足、美麗，人生活在這裏就容易淡泊鎮定、從容和順。類似的到都市之外開辟道家敘事空間的還有《懷鄉病》、《黑牡丹》等。《懷鄉病》也虛構了一個農村，江南水鄉，充滿詩情畫意，是傳統的中國農村，在那裏，人們或健步或劃船，沒有現代交通工具，隻有鄉土田園氛圍。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兩個小說的自然既是優美的，有時又是富足的，這恐怕超出了道家樸素概念的範圍，具有人的理想化色彩。不過，在物質、精神上求滿足是一般人的正常需求，在此基礎上追求一點道家的素樸天真也很合理，《漁人何長慶》、《懷鄉病》就貫穿了這種思想。《黑牡丹》的敘事空間似乎更有人的味道，那是一個郊外別墅，而且富有現代色彩，但自然確實有使人複歸到樸素的感覺。“田原裏充滿著爛熟的果子香，麥的焦香，帶著阿摩尼亞的輕風把我脊梁上壓著的生活的憂慮趕跑了。在那邊墳山旁的大樹底下，樹蔭裏躺著個在抽紙煙的農人。樹裏的蟬聲和太陽光一同占領了郊外的空間，是在米勒的田舍畫裏呢。”這裏的風景可以使人卸下都市裏的重壓，享受無欲念的清閑、自在，這不正是道家自然的含義麼？
比之以上小說，《鳥語》走得更遠，它所虛構的敘事空間，簡直到了道家素樸之境地。需要說明的是，在前一節的論述裏《鳥語》也是一個重要作品，這是因為它是一個融佛道思想於一體的小說，二者對小說敘事都產生了影響。先看一段：“這是一個江南的鄉村，全村不過十來戶人家，門前是稻場，稻場上長滿了綠草，四周有樹，後麵是山，晴時似近，霧時似遠，前麵二三百步外是一條小河，順著河，坐船或者步行，四五裏就可以到鎮上。”這也是一個“桃花源”，所以，“居民大都務農，大家都和藹寧靜簡單質樸地生活著”。再進一步，小說還創建了主人公生活的小空間，且看原文：
天有霧，我看不見天色，隻看見東方的紅光。不久鳥聲起來了，先是一隻，清潤婉轉，一聲兩聲，從這條竹枝上飛到那條竹枝上，接著另一隻叫起來，像對語似的；就在那時候，我聽見籬外響應了一聲，我馬上看到了那個女孩子，穿著灰色的旗袍，梳著兩條辮子。這時竹林中許多鳥都噪應起來，但原先對語的那兩隻鳥，竟飛到籬笆上，同外麵的女孩唧噥起來。那女孩子抬著頭，她的臉是圓的，眼睛閃著新鮮的光，麵上浮著愉悅的笑容，發出一種很好聽的聲音，不像鳥鳴，不像人語，也不像是歌唱；兩隻小鳥，似乎同她很熟稔的一回飛進籬內，一回飛到她身邊，一回又站到籬笆，啾啾喈喈的好像同她很親熱。
這是一個自然的世界，或者說原始的世界，有竹林、小鳥，不見人為的氣息。道家經常倡導“素樸”，所謂“素”，指的是原帛，“樸”，指的是原木，二者都是未經過人為加工的材料，道家以它來指代最高境界：自然，也就是非人為。毫無疑問，這個境界是雙重自然的，一方麵它是大自然，另一方麵，它又是沒有人為氣息的大自然。在這個敘事空間裏，芸芊“素樸而民性得矣”【27】。
綜上所述，在道家文化小說裏，山水與其說是景物，還不如說是敘事空間。以自然山水作為敘事空間，這不僅是呼應了道家文化，而且，由於在特定的空間裏，小說敘事以及相關的人物塑造都有相應的便利，至少，對人物的敘述往往因此而有道家特性。因此，這就是一個悖論，道家的山水是非人化的，而這本身便是一種道家文化色彩，這說明自然山水是一個脫盡文化氣息的文化空間。在海派小說裏它與都市化空間構成了對立，一自然，一刻意的人為。
二、道家文化主題與小說敘事
海派作家是都市之子，盡情地享受都市繁榮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但這不意味著他們與都市親密無間。一方麵，他們張開感官體悟都市；另一方麵，他們對現代社會保持應有的警覺，高度物質化的社會把人異化了，以莊子的話說是“終身役役”【28】，韋伯將它形容為人生活在“鐵的牢籠”【29】中。任何關注人的作家都必須麵對人的生存狀況，上文所論佛教人格的反現代意義即是海派作家對現實的反製，同理，作家也能從道家哲學中探尋到人的解放的鑰匙，雖然說這柄鑰匙不一定就能解決所有現實問題，但對現代社會的弊端，它的針對性很強。“文明的進步發展，使人日益成為社會機器的一個零件，成為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的附庸品，人的自然本性被扭曲，文明已成為一種與人異在的客觀力量壓製著個體生命，使之成為一個抽象的貧乏所在。”【30】從《黑牡丹》、《鳥語》等小說來看，海派文學以道家素樸純真的人性抗衡都市社會中異化人的力量，需要指出的是，現代文明對人的異化不局限在都市，而且它還逐漸延伸到農村，《懷鄉病》、《漁人何長慶》等是形象的說明。總之，上述小說在批判現代文明的同時，又在為“鐵籠”中的人尋找出路，走出都市、複歸素樸是人的一種理想生存狀態。
海派作家對現代文明的批判與沈從文、廢名等不同，在京派作家，“他們中許多人其實並不了解現代文明，隻是憑著感性的認識和對一些具體事件的不滿，才表現出對現代文明的恐懼和仇視，並進而全麵否定了現代新的價值標準和道德規範”【31】。海派作家對現代文明顯然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如施蟄存、穆時英、徐訁於等人是洋場才子，他們本身就是現代都市裏的一種風景，所以，如果說鄉土作家否定現代都市未免是淺薄之見，那海派作家對現代性的批判則有一定的力度與深度。因此，二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沈從文等以純粹“鄉下人”的身份反現代文明，至於海派作家，雖然他們也渾身散發出泥土味，但他們是一種混合物，由鄉土精神與現代文明共同作用生成，所以，他們對現代性的批判既是一種反現代性又是一種審美現代性，它來自於現代自身，是對現代的不斷完善。可見，如果說中國現代文學有審美現代性因素的話，海派小說是可以廁身其中的，它確實也承擔了審美現代性的功能。海派作家在道家哲學中找到慰藉現代人的“心靈雞湯”，“文明人割斷了人與‘自然’的關係，這個主題後來成為現代性批判的主旋律”【32】。西方人往往從古老的東方哲學裏尋找靈感，海派作家則是繼承了道家的智慧，以自然思想糾正現代性的負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