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緣際會、世事無常，這是一種大時空觀，中國人習慣於以這種眼光看風雲變幻的世俗生活，換言之，即便小說的敘事都在世俗社會中展開，那社會空間仍有濃鬱的佛教文化色彩，像《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即為明證。對《紅樓夢》等古典小說敘事空間的文化性，有人說：“小說，作為文藝之一種，自是文人心目中的世界圖景，所謂的空間營造，也就不是單純向度上的地理概念，而是賦予一種象征與隱喻的精神內涵，是小說作者心中理念的詩意化、意象化生成。明乎此，才能了解觀念化空間的文化因緣。”【17】這種說法也適合日常世俗生活空間，或許，作家也不一定有意識地建造某種觀念化空間，但在下意識裏或由於小說自身的需求作家仍可構造出某種文化空間。《傾城之戀》、《花神》等的敘事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佛教文化空間，最明顯的佛教思想為因緣觀念；由於它是中國人的一種文化基因，所以，它可以很隱蔽地影響作家並使敘事空間觀念化。在特定的空間下，小說敘事有明顯的文化印記：白流蘇釣範柳原而不得，但該她得的就是她的，香港的淪陷成全了她；阿福的所有心思都用在培育花卉上，他似乎要獨身一輩子，可他命中該有嬌妻愛女，所以，銀香剪掉了他的花朵，自此，他與季發嫂母女真正結下情緣。總之，世俗社會也可以是佛教意味的敘事空間，世俗故事也可以是佛教色彩的通俗故事。
二、佛教文化主題製約下的小說敘事
佛教主題對小說敘事的製約在古典小說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報應類話本小說說教意味濃厚，故事圍繞著預先設定的觀念而展開，常常是對佛教理論的一種形象宣傳，因此小說缺乏生活氣息和藝術感染力，這一點尤其以《拍案驚奇》中的該類小說為最”【18】。這種說法是可信的，但成熟的小說能融通地處理佛教主題與小說敘事問題，如《紅樓夢》等。應該說，海派小說基本不存在有宣傳佛教觀念的小說，相反，佛教主題還往往少了宗教的嚴苛，多了世俗、人性的趣味。
海派小說的佛教文化主題存在有世俗化改寫問題，改寫主要體現在以世俗情欲衝擊佛教清規上，這一點在施蟄存小說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施蟄存的佛教題材小說，對這一衝突性主題挖掘得極為深刻，反映情欲的自然衝動與宗教倫理之間的矛盾，使其小說在總體上呈現為一種悲劇性的構思框架。”【19】表現衝突性主題的小說有《鳩摩羅什》、《黃心大師》以及葉靈鳳的《曇華庵的春風》、《摩伽的試探》、徐訁於的《鳥語》等。有衝突就有糾葛、兩難，所以，在敘事上以上小說有一個共性：宗教倫理敘事與世俗物欲敘事既糾纏在一起又互相抵觸。當然，它們各自又有所不同，有的小說以情欲敘事為主，如女尼月諦六根不淨因而懷春、自慰、偷看他人春情以至不能自製，又如摩伽苦修以求無我相但他又無力抵抗欲望的誘惑，再如高僧鳩摩羅什盡管內心愧疚但他風流不改；也有小說以宗教倫理敘事壓倒情欲敘事，如黃心大師發誓鑄鍾既有佛心也有凡心，她最終跳進熔爐，以身奉佛。《鳥語》則另有特點，小說講述兩個人的故事，都市人對欲望都市既愛又恨，來鄉下養病遇上天生的女菩薩芸芊，她不入紅塵，跟寶覺庵有緣、佛性高妙，他們分手了，都去各自該去的地方。從感情色彩來說，小說對芸芊的敘述是褒，對名利場中人的敘述是貶，因此，世俗化改寫在《鳥語》中極為有限。
為了突出交錯的宗教與世俗主題，許多小說往往會精心選取某一個特定的時間段或時刻，也就是說，這個時間有複雜的文化意義。葉靈鳳《曇華庵的春風》、《摩伽的試探》都把故事的發生時間確定在春天，上文已有論述，春天是一個有情色意味的季節，因此，這個敘述時間有利於展現宗教與世俗的衝突。《宏智法師的出家》則凸顯一個時間點，每到夜晚，宏智就會掛一盞燈在寺廟門前；從佛教角度看，這是普度慈航，做大善事。可見，這個時間點雖然沒有必然的文化意義，但它還是被賦予佛教內涵。另一方麵，宏智與其說普度還不如說自度，一是他為過去的罪錯懺悔，二是他心有掛念。所以，佛教與世俗主題在這一刻交彙在一起。類似小說還有《幻覺》、《黃心大師》等，小說裏的特定時刻都具有雙重含義，這顯然也是為突出主題的需要而實施的敘事策略。
在敘事方式上，許多小說采用直奔主題的手法，顯然，這是一種很好的能突出主題的方法，因為小說主題在開頭有形象的交代，後文的敘述常常是圍繞著主題展開。如《摩伽的試探》裏的佛理與人欲的衝突主題，《宏智法師的出家》的自度度人主題，《幻覺》、《塔裏的女人》裏的懺悔主題，《鳥語》裏的崇佛主題，《塔的靈應》的因緣主題，《黃心大師》的除孽障、破我相主題等，都在小說的顯赫位置即開頭部分有清晰的敘述，自然，後文的敘事都受到“龍頭”的牽製，下麵以《黃心大師》為例進行論述。小說對榆庵裏廢棄古鍾的敘述有近千字，故事就在它身上，盡管它不顯眼。“鍾口已經被埋在泥土中，看來總有七八寸或甚至一尺餘深了吧。”這引起敘述者的好奇，對鍾的探尋逐步深入，於是，比丘尼黃心的名字出現在小說中。對於鍾的來曆，小說有兩段話：
“這個，原來你不知道，卻是賣不得的！從前我們的祖師鑄這口鍾的時候，鑄了八次，總是做不成，後來在第九次上，她老人家自己跳進了銅液的鍋爐裏，才得成功。所以，這口鍾上有她老人家的戒行，後世人毀它不了，也賣不得。”
“那麼為什麼八次都沒鑄成這口鍾呢？為什麼要你們祖師肉身跳下去才能成就呢？”“那就因為外道太強的緣故，不是我們祖師親自去降伏，佛法就會毀了，一輩子也鑄不成這口大鍾的。”
這口鍾隱藏有小說的主題，它凝聚有佛法降魔的精神，是小說敘事的核心。小說後來的敘事基本上沒有脫離主題：瑙兒生來有異兆，遇人不淑卻以定數觀看命運，自願墮入歡場卻冷漠孤獨，出家發誓鑄鍾但心有牽掛所以八次鑄鍾不成，破我執鍾乃成。可見，小說的主題就像火車頭，下文的敘述大體上都在既定的軌道上運行。當然，如果小說有兩個交錯的主題，那麼敘事也交錯著進行，猶如兩條交叉線交替前行，《黃心大師》、《鳥語》等是這種類型。《摩伽的試探》也表現得很突出：一是苦修禁欲敘事，一是外界誘惑敘事，靜姑的到來將二者的緊張推向高潮。這種敘事模式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主題雖鮮明突出，但有時顯得單純；敘事雖不乏張力，但由於主題的限製故敘事在隨意性、多樣性方麵欠缺。
眾多的佛教文化小說將主題置於首要位置，這種寫法顯然是作家聲音的顯露，這也反映出海派文學語境即佛教複興對小說敘事產生了特定影響，因為海派小說主要是滿足消費的小說，迎合特定語境下讀者的消費心理它責無旁貸。另外，必須指出的是，另一種寫法也就是主題可能相對而言不顯山露水的敘事在藝術上也另有特色。雖然小說沒有將主題放置在文首，但它同樣統攝小說的敘事，而且，為了凸顯主題，敘述者往往運用某些手段將主題推往前台。下麵是《傾城之戀》裏的一段話：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
敘述時間中止了，因為這是一段由敘述者所發的議論。他就像一個看客，在即將看完流蘇的所有故事後他跳出故事心有所感，也就是說，他的感歎針對性很強，或許，是對流蘇香港之行的總結。但為什麼他就得出這一番道理而不是其他道理呢？故事可以隱含有這樣或那樣的思想，可敘述者單單對佛教的因緣觀念敏感，這不能不說佛教主題是敘述者最為在意的主題。而且，敘述者不再隱藏在幕後，而是直接跳出來大發議論，這在小說裏顯得獨特，它應該是畫龍點睛之筆。再進一步，《傾城之戀》不隻主題段的敘述有自己的特點，並且，主題對小說故事的走向、情節的發展亦有導向作用。理由是，因緣是中國人解釋風雲變幻的一個視點，而且，如前文所述，張愛玲的多篇小說貫穿有因緣思想，這也為一些學者所發現，所以，確切地說，因緣不單是敘述者從流蘇的故事裏提取出來的主題，並且它還是製約小說敘事的一個重要因素。由於事關因緣，因此，流蘇主動追求無所獲；也由於事關因緣，因此戰爭爆發了，外力撮合了姻緣。再如，《花神》中的佛教文化主題借花匠阿發之口說出來：“我相信緣法，她也許正是上天賜給我的一朵鮮花，要我從自己的創造中覺醒過來，接受它的恩賜。”花匠的話如此文縐縐有一點不合人物的身份，這裏姑且不論，但它是小說的一個主題，它標誌著阿發由藝術人生向世俗人生轉變，換言之，小說的故事轉了方向。
總之，海派小說的佛教主題對敘事有一定的製約，但敘事並未因此而成為佛理的傳聲筒，這主要得益於作家以世俗、現代的眼光來閱讀佛教。顯然，佛教主題被納入現代視野中或現代觀念滲入佛教主題裏，如《鳥語》裏對現代性的批判，《摩伽的試探》、《鳩摩羅什》等中的精神分析思想，《塔的靈應》裏的科學精神等，這些促使小說主題多樣性的生成，自然，敘事也就超越了純粹佛理的統攝。
三、佛教文化人格與小說敘事
自古以來，佛教文化人格在中國一直存在著世俗化傾向，尤其在世俗的城市，佛教徒的神聖麵孔遭到人們的戲弄與嘲笑；另一方麵，佛教人格又是人性惡的對照，在它的映照之下，社會上的妖魔鬼怪醜態百出。在現代上海，這種情況或許被推向極致，因為上海是一個高度物質化、世俗化的社會，可它偏偏是佛教複興的中心，因此，二者不可避免地互相滲透、衝撞，這也意味著佛教人格與世俗化人格互相博弈。由此我們看到，一方麵，佛教的神聖人格被人化地還原；另一方麵，人的惡魔性為佛的光環所淨化。無論古典小說還是海派小說對上述情形均有所反映，海派文學佛教人格的世俗化從文學發展角度看是對古典文學的繼承，這也是海派文學獨特性之所在，因為海派文學的文化語境是海派文化。當然，在敘事上海派小說尤其是敘述佛教人格世俗化的小說與古典文學有了明顯的不同，這體現在精神分析學、意識流手法的引入為海派小說敘事提供了新的路徑。就這一點而言，當前已有較多的研究成果，如有學者在分析《鳩摩羅什》時指出：“施蟄存用弗洛伊德的性壓抑觀念來解剖遁身佛門中的僧徒的人格結構與精神世界，無疑戳中了佛教文化的一個根本性問題。”【20】又如：“正如不少論者指出的那樣，《黃心大師》確實是從性心理學的角度對黃心湧身入爐以鑄大鍾的行為作出解釋的，但我也注意到，迄今所有的評論對黃心大師此時此刻的性心理活動都是籠統言之，析論不詳。”【21】這裏不去探討性心理活動，而是著重論述文化人格與敘事藝術之間的關係。如果說古典小說敘事是情節型的，那海派小說敘事就是心理情節型的，無疑，這種敘事更能揭示世俗化了的複雜的佛教文化人格。
佛教清規是一種嚴苛的戒律，趟過這一地帶就能成為高僧大德，這是佛教徒的理想，但在海派小說裏，他們往往抵擋不住世俗的誘惑，成佛與做人成為他們內在的緊張。如何才能將這種張力準確地傳達出來？且看下麵一段話：
滴翠岩是雲蔚山的支脈，山嶺極其峻峭。是一個非常隱僻的所在，離著上山的大道既遠，而最近村落人家的一隻煙囪，也要走過八九裏地才能看見，因此這座岩中縱然不是人跡鮮到，然而終年難得有的一兩次的人麵，正像新春薄命的桃花一般，一閃眼便又歸消滅了。岩勢是環抱形，而對著雲蔚山的大瀑布，站在岩頭從茂密的山樹中望過去，假若是映了落日，那更是奔騰喧吼，金碧錯落，不僅要使你頓然忘形，這犀利的水勢，更有誘你湧身下去的魔力。
摩伽用功苦修，一天下來，他不覺出了神。因此，這段話看似敘述者所說，其實，它正是摩伽內心活動的寫照。一方麵，滴翠岩是隱僻的，這表明摩伽有出世的願望；另一方麵，它又在人世中，偶爾也有如桃花的人麵。所以，這一段話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暗示、一種預敘，它既是對摩伽複雜心理的一種揭示也為人物的文化人格定了調。因此，在後文裏，敘事聚焦在：麵對靜姑的步步緊逼，摩伽的心理防線被逐步瓦解，以至最終他完全認同世俗。“在搖閃不定的豆油燈光中，摩伽撫弄著靜姑晶瑩的肉體，他此刻隻是在懊悔，不是懊悔他的戒行破壞，他是懊悔自己不該這樣太不量力，以一個沒有根器的俗人想去求道，反倒耽誤了許多現世的享樂。”這是海派的摩伽，敘事完全呈現了他內心世俗歡樂的欲望。較之《摩伽的試探》，《鳩摩羅什》更是一個以意識流程展現人物二重人格的小說，正如小說所寫：“羅什的心理蓄著兩種相反的企念，一種是如從前剃度的時候一樣嚴肅的想把自己修成正果，一種是想如凡人似的愛他的妻子。”在去長安的路上，羅什的意識在這二者之間遊移，故事時間被打亂，凡能展現他的二重人格的，都活躍在他的大腦裏；換言之，小說通過敘述羅什錯雜的內心活動顯示他佛性與人性的交織。在長安，羅什並沒有因為妻子的死而丟開女人，如果說此前他多情，那這時的他多欲。“他繼續著他的絕對禁欲的刻苦的生活，道和魔在他迷惑的心裏動亂著，鬥爭著。”魔性戰勝道性，他擁有更多的女人，他也有了更多的痛苦，因為佛與魔在他的心裏劇烈衝撞。顯然，心理型敘事不僅把人格的複雜性描摹出來，而且，也展示了人物豐富的苦楚。因此，這種敘事猶如心理透析，或者說如X光線，它能清晰地透視佛教人格的人性化、世俗化過程，即把人物內在的緊張袒露出來，佛教與世俗人格因而在光天化日之下互相糾纏、搏擊。
海派小說還以佛教人格補救世俗社會人的惡魔性，從而實現人的救贖，這就是趙樸初先生所說的“人間佛教”精神。“‘人間佛教’的主要內容是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攝，前者著重在淨自己的身心，後者著重在利益社會人群。”【22】顯然，《宏智法師的出家》、《幻覺》、《塔裏的女人》、《鳥語》等是表現“人間佛教”思想的小說。其中前三個小說都構建了佛教懺悔的人，他們的善體現在：一是悔罪，二或是度人。在敘事上，幾個小說在開頭推出佛教或類似佛教的敘事空間，主人公在淨土悔過，宏智法師還點燈照亮夜行人。之後，小說追敘他們在紅塵孽海欠下情債。可見，在敘事方麵小說構成一個反差，佛教人格的善與世俗社會人性的惡形成鮮明對照，佛教人格的世俗救贖功能毋庸置疑。這也說明現代上海不完全是一個現代社會，因為，“現代社會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宗教的衰落，二是價值領域的分化與獨立”【23】。這就導致藝術取代宗教實現世俗拯救作用。反觀上海，佛教是其文化語境的一部分，作家還寄希望於佛教改良人心、匡正世風，因此，小說中的佛教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反現代意義。《鳥語》中的芸芊天生就是一個女菩薩，她的善良、純潔是世俗人性惡的比照，為了突出這一點，小說建造了三個敘事空間：較為樸實的鄉村、欲望都市上海、寶覺庵。即使在鄉村，她也與環境格格不入，紅塵中人功利、世俗；在上海，都市人的惡俗嘴臉讓她更加孤獨；寶覺庵是她的天堂。可見，小說通過敘述芸芊與社會中人的衝突展現了佛性與社會化人性的衝撞，以佛教人格的善抨擊世俗人格的惡。小說另一個顯著特征是作家塑造了一個現代都市之子、一個痛恨都市但又掙紮在名利旋渦中的知識分子，他跟芸芊就像兩極，有著極大的反差，但由於他是一個有自我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所以，小說恰恰是通過他的視角來認識芸芊的，芸芊的無欲、無我相令他羨慕、靠近，又讓他遠離。一個無我的生命活得最自在、優美，執著於我相的人則活得苟且，所以，佛教人格有顯見的救贖意義。通過以上論述，能看出這一類小說在敘事上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反差是它們追求的敘事效果，一方是佛教人格，是善，它指引人向善，一方是世俗人性惡，在對比中佛教人格的救世功能得到凸顯。
海派小說中的佛教人格是多元的，除了上文所述的世俗化的佛教人格、“人間佛教”人格，還有諸如篤信因緣、一心向佛等。但由於後者在其他現代作家如許地山、豐子愷、俞平伯等人的作品裏也有程度不一的再現，所以，這裏不論述它們對小說敘事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