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現代都市語境下的傳統文化人格(3)(2 / 3)

《漁人何長慶》的故事發生在錢塘江畔的古老市鎮上,這裏是滬杭鐵路的終點,一條滬杭線把現代都市與古老鎮市連接起來了,這似乎暗示小鎮的肅穆寧靜將被打破。鎮上有人家世代以打魚為生,如雲大伯一家、長慶一家等,如果沒有意外,他們的日子過得簡單而愜意。少年長慶自從雲大伯手裏接過父親的遺產後,他也像父輩祖輩一樣從事這個古老的行當,每每傍晚回家,“江上的山全都給暮靄滃蒙得暈著紫色,夕陽散著閃目的金光,人家總可以看見一葉輕舟,舟尾上高掛著魚網,從遠處緩緩地搖來,舟尾上打槳的是一個在唱著山歌的小漁人”。這就是長慶的“漁歌唱晚”圖,優美而自在,寧靜而快樂。他像許多漁人一樣,沒有狂熱的欲望、未入世俗的塵網,保持著本真的心態,自然地生活著。但是,同為漁人的後代,雲大伯的女兒菊貞對都市上海卻有著一顆狂熱的心,她渴望看都市的奢華、聽大都會的新奇,在自然的小鎮與人化的都市之間,她選擇後者。寧可輕信他人的誑語逃離小鎮她也不嫁給實在的長慶,攀高枝的心態驅使她進入人間“天堂”,在上海,她的身軀重重地跌入地獄,她不得不賣笑為生,其生命意誌遭到扭曲,生命墮入不自由的境地。可見,雲大伯、長慶與菊貞有著兩種不同的人格,前者自然,所以,他們享受到寧靜的祥和、單純的快樂;反之,菊貞因為有太多的欲望,所以,她苦惱且憂鬱,與前者相比,她的生命也極為不自由。菊貞最後由長慶領回,從上海再到小鎮,她返璞歸真,融入小鎮殘存的古風中。這個小說使人想到20世紀80年代的《哦,香雪》,同樣是少女,同樣是列車連通村鎮與外麵的大世界,但香雪張大眼睛看世界的渴望與中華民族打開國門邁向現代的願望吻合,所以,香雪是一個寄寓有現代精神的形象;相反,菊貞則見證了現代文明對人的殘害,人物所蘊涵的反現代精神不言而喻。

杜衡小說《懷鄉病》對自然做人的推崇有著更為刻意的痕跡,也就是說它的理性化色彩更濃。一個從小就四海為家的都市知識分子思念並不存在的故鄉,這對一個中國人來說很正常,因為故鄉是他的生命之根,但他眷顧的是精神上的故鄉。那是一個江南水鄉,充滿詩情畫意,少現代氣息、多鄉土風味,生活在那裏的人們大都自由自在、簡單快樂地生活著。代表人物是船夫長發,他是一個省吃儉用的人,少欲、自然是他的寫照,唯一的願望就是賺錢給兒子打造一條小船。但是,讓這位文化人痛心的是,安謐的水鄉不可避免地現代化了,現代交通工具——汽車把長發以及長發的生活方式、古樸的水鄉意蘊推到懸崖邊。換言之,道家理想的原始社會形態遭破壞,優美的田園牧歌為現代的嘈雜聲音所淹沒。由於長發自然做人的社會條件不存在,長發與他的生活哲學就塵封到曆史的記憶中,生活則還將繼續。親眼目睹了自然與現代的交鋒,這位知識分子並沒有因現代顛覆古樸而喜悅,他悲歎逝去的,懷戀古樸的詩意。簡單地快樂、詩意地棲居,這就是他的生活理想,這種思想是道家的,李澤厚先生認為:“就實質說,莊子哲學即美學。……從所謂宇宙觀、認識論去說明理解莊子,不如從美學上才能真正把握住莊子哲學的整體實質。”【53】所以,自然人格在《懷鄉病》裏就是抗衡現代的生命美學,它張揚的是人的自由生存之大美。

無論是《漁人何長慶》還是《懷鄉病》,它們所構建的自然社會、自然人格都是對現代上海的反動。在現代文明快速發展的上海,人的欲望無限膨脹,它越來越成為人的異己力量,老莊的自然哲學就成為作家抗拒異化的強力武器,但是,古樸的鄉鎮極有可能是一種“世外桃源”式的理想社會。這兩個小說的結尾大相徑庭,菊貞從上海返回過著樸素的生活,長發的時代則一去不返,為了生活,他甚至打劫汽車,他也因此被殺,而鄉下的有錢人則離開村鎮去了省城。一個傳統的村鎮終於被現代文明所吞噬,另一個其實也隻是殘存的風景,它在滬杭線的一端,現代風早已吹遍村鎮的角落,但古樸的生活仍得以幸存。所以,自然做人難免會因落伍而為時代所棄,即使僥幸遺留下來,恐怕也是“渡頭的落日”。道家人格與現代社會的衝突也是其他一些現代作家關注的一個問題,羅成琰先生指出沈從文、廢名等京派文人的作品也蘊涵有道家的自然觀念,“這些作家對異化現象的揭露與批判,對自然人性的關懷與向往,使得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為我們構築了一個近乎原始形態的理想社會”【54】。他還認為:“這個理想同樣是空疏的、蒼白無力的。”【55】這個評價也適合海派文學。現代化進程雖然夾雜有泥沙,但它的合理性與優越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自然人格以其突出生命自由與人格獨立之美盡管有著人性化一麵,但它的聲音相對於現代的滾滾車輪聲而言就顯得不合時宜、顯得微弱了。

與老子的寡欲少情不同,“莊子則道是無情卻有情,外表上講了許多超脫、冷酷的話,實際裏卻深深地透露出對人生、生命、感性的眷戀和愛護”【56】。莊子的自然觀裏有性情成分,所以,自然做人有時便是藐視禮法、縱情任性。兩晉期間所謂的名士風流就是道家自然人格在特定時代的產物;而在中晚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物的欲望在自然人性的推動下張揚到極點。一方麵,近現代上海是一個商業大都市,物欲橫流,另一方麵,各種禮教以及現代理性又在束縛人欲,因此,超越理性複歸自然就成為一部分人解放自我、滿足個人欲望的一條路徑。海派文學對道家式的人性解放有所披露,如《風景》中都市女性的放縱、蘇青小說《蛾》裏的明珠跳出禮法的框框複歸到生命的本真,她們自然做人的風範堪稱複古,這是在證實自我的存在。如有學者所說:“中國士子不是泯滅個體,而是確證個體,個體的存在形式便有李白的豪放、蘇軾的曠放、晚明文人的狂放,這是個體超越後精神的深刻回歸。”【57】海派小說中的都市女性超越世俗人倫、禮法理性,實踐生命自由,從而尋找到失落的自我。

現代都會是工業文明的產物,文明往往造成自然人性的殘缺。“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寧;神生不寧者,道之所不載也。”【58】文明使人奸猾,因此,自然與道遭受破壞。摩登女性之反都會在於都會是“不健全的”,所以,她如果要做一個完整的自然人,就必須脫去文明的外衣,突破機心的困擾。明珠也為文化所主宰,所謂的道德、聲譽等異化了她。在一個寂寞的春夜,她猶如一隻飛蛾不顧一切撲向火焰。她懷上孩子,但為了顧全麵子、為了怕麻煩,她選擇流產。可就在這一刻,她又悟出生命本身是最可貴的,飛蛾撲火的任性創造了美麗新生命,明珠的轉變顯示她從文化的人退守到自然的人,她從文化的囚籠裏解脫出來了。她們反文化的另一層含義是反籠罩在女人頭上的男權文化。快車上的燃青看眼前的女性:“自由和大膽的表現像是她的天性,她像是把幾世紀來被壓迫在男性底下的女性的年深月久的積憤裝在她口裏和動作上的。”這句話是小說的點睛之筆,它指明現代女性尋求男女平等,她憑借自然人性破除層層文化阻力,釋放人之原初欲望。對明珠而言,她所顧慮的道德也是男權社會的道德,她終於突破了圍困,未來的她可能就是都市中自由而大膽的摩登女性。總之,她們超越禮法,自然放達,是現代都市中人性解放的典範之一。

三、走向自然的生命自由

這裏所說的自然是大自然,是與作為主體的人相對的客體。自古以來,中國文化人酷愛自然,這固然與他們在社會上混得不如意所以到自然山水中尋找樂趣有關,但道家思想對他們的影響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在道家,自然是在人類之上的,如莊子認為天地之美為大,而人以及其所創造的文化或在其下或為不美。這是由於自然是人類社會之外的一種原始形態,沒有人類文化的汙染,人在自然裏可以返璞歸真、淡泊安定,或任性而為、沒有約束。莊子主張主體通過坐忘來進入萬物一齊、物我合一的境界,主體與客體沒有隔閡、融為一體。因此,與自然合一不僅表明人獲得解脫、實現了生命自由,而且,它也意味著超越了功利的人以審美的方式存在。道家的審美人生在漫長的古代得到文化人的認同,在生活中,他們與秋同悲、花開則喜,在文學作品裏,主體與客體和諧為一,將人生的哀樂寄寓於天地萬物之間。海派作家的創作雖以都市生活為主要題材,但他們對都市之外的天地亦有所關注,他們繼承了傳統文化人愛好自然的天性,在抒寫自然的同時,往往將自然作為都市的對照。自然是現代都市的對立麵,是希望從都市裏解脫的心靈的寄宿地,是主體實踐審美人生的場所,所以,海派文學中的自然,雖在都市之外,卻在都市之中。

在穆時英小說《黑牡丹》裏,一邊是都市裏的“狐步舞”,人是現代生活的奴隸,尤其是那個名叫黑牡丹的舞女,離不開爵士樂、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缸汽車、埃及煙等,她整個人都泡在物質裏,沒有靈魂;一邊是都市外的“風景線”,聖五、一個有一筆遺產的紳士,優雅地享受現代生活,卻住在郊外別墅。那裏沒有都市的喧囂與嘈雜,卻有另一種好處:田野裏有果子香、麥的焦香、悠閑的農人、聖五的花園裏開滿了鬱金香。他是一個現代隱者,似乎忘了世間,也被世間所忘,所以,郊外安靜的環境、優美的自然風光與他的淡泊、怡然的性情極為相宜。聖五與都市保持距離、投身於自然的做法使他避免了如“黑牡丹”一般異化為沒有靈魂的奴隸,他有獨立人格,是自己的主人。如果說《黑牡丹》裏的自然與都市尚未處於完全對立的狀態,那麼,在《漁人何長慶》與《鳥語》中,都市與自然就如同水火。一進入都市,菊貞就被高度社會化的都市所扭曲、鉗製,她失去做人的自由;芸芊在上海茫然不知所措,沒有做人的尊嚴、方向。但是,一旦她們返回自然,菊貞就獲得做人的自由,芸芊則在身心上得到解脫,感受到做人的歡樂。可見,自然因為沒有人為的規則,人在天地間便享有生命的自由,現代都市猶如陶潛所言的“樊籠”,人困守其中,人的天性就喪失了。

個體在自然中充分地享受到人格獨立,另一方麵,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合一,生命因而超越世俗達到審美的人生境界。穆時英小說《田舍風景》敘述:一個都市人在鄉村旅行,陶醉於自然風光;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樸素、野性,但他們的日子越來越艱難,於是,他們渴望逃向上海。小說對農村困窘的現狀有所暴露,對相得相宜的樸素人性與自然風景的敘述也值得關注,這一點不僅體現在鄉民身上,並且,旅行的都市人也忍不住在自然裏流連。船行於河中,於船上聽流水,看兩岸青山、花草,他直想溶化在大自然裏。生命為自然之美所驚歎,他跳出世俗生活,瞬間沉醉在自然的大美裏。絲毫也不否認,他的祈求發自內心,但與長慶的自然情懷相比,他的自然意識就相形見絀了。長慶從小就是自然之子,對漁人生活心領神會,所以,他的生活方式、生命意識與自然血肉相連,隻要看“漁歌唱晚”圖就清楚這個問題。長慶與自然的和諧、長慶的悠閑自得表明,不像都市人與自然有隔,他從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美的,他的生存方式是美的。與上述人等不同,芸芊幾乎樸素到極點,因此,她不僅在都市裏體驗不到生的歡樂,而且,在淳樸的山村她也如同坐監牢。可是,每當她進入自然,她便有了做人的自在。或許,她隻是自然裏的一朵花、一株草、一隻鳥,她的生命絕對的超凡脫俗,是一種純美的存在。大體而言,上述人等的人生是美的而非功利的,樸素的生命在自然裏得到升華,或如陶潛人淡如菊,或如柳宗元所期盼的無心相逐的雲,或如蘇軾在天地間“侶魚蝦而友麋鹿”,他們卸脫了人生功利性負擔,雖然未必完全能做到超然物外,卻也證實了生命的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