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凡俗，難免犯錯，佛教給人指點了一條滌蕩心靈、化解宿怨的路徑，即對佛懺悔。六祖慧能在《壇經》裏有如是詮釋：“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複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複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25】依據慧能大師所言，人因罪業禮拜諸佛或皈依佛門，務必要對自己造的孽怨有深刻的反省，在佛麵前認錯，同時還確保以後不再作惡。可見，佛教的懺悔是一門反思、悔過的做人學問，如果能認真拜懺，中國人不乏反省能力。對佛教文化中的懺悔意識，有論者說：“學界有人、特別有研究基督教者認為，中國文化缺乏罪感，因而其自我反省能力很弱。這種斷言如果排除了佛教，那麼論者對中國文化的把握就是殘缺不全的；如果包括了佛教，那麼論者的斷言就是沒有任何依據的臆測，因為懺悔恰恰是佛教理論與實踐的重要內容。”【26】這種提法顯然不錯，佛教確實主張有過錯的人懺悔，但中國人的反省能力不夠也是顯見的事實。由文化到人，懺悔之所以不能落實，原因有多個，它主要可能與中國人的實用哲學、功利觀念有關，這使得懺悔成為一件需要就穿上不需要就脫下的“外衣”。雖然這樣，中國文化中的懺悔精神並沒落空，至少在佛教界或者有文化覺悟的人那裏，懺悔依然是必行的佛法。上文所述的三個小說，其作家施蟄存、徐訁於、無名氏都有很強的文化自省意識，當然，他們畢竟是海派作家，他們的小說將佛學的探索與通俗小說的流行因素結合在一起，是文化底蘊深厚的海派小說。
陸公子、羅聖提、墨龍在進入佛門懺悔之前有許多共同點。首先，他們都負有情債；其次，他們做人的良知未泯；再就是，他們勤於反思自我。陸公子在二婚之後仍思念前妻，後悔自己的換妻舉措，並對自己的作為有一種沉重的負罪感，所以，他不顧白天黑夜都四處尋找她。在動蕩的戰爭年代，四處流浪的羅聖提總是關心黎薇，他向每一個熟識黎薇的人打聽黎薇的生存狀況，當他得知她婚姻不幸、人生暗淡時，一方麵，他自責；另一方麵，他決定拯救黎薇。但是，當他找到她時，他與她都發現，他們的感情沒有可能回到從前，但他還是為自己所造怨業自咎。墨龍追求地美沒有錯，因為欲望占有地美也沒有錯，但他從鄉村逃回城市就錯了，地美需要他擔當責任。墨龍卻脫逃，但他的轉身既不華麗也不灑脫，他關注地美就是省思自己造的業，當地美一步步滑落，他的罪感日益深重。以上三人正是由於不斷地反思自我，並對個人的罪業愧疚，所以，他們尋求脫罪之道。在佛教文化背景下，他們遁入空門懺悔以圖消除業障、滌淨心靈。反之，如不能反省自我者或偽君子，他們鑽進佛門或拜懺或修道，無非就是借一塊淨地藏納汙垢，他們的“懺悔”就是對佛教的一種實用主義利用。
懺悔如果是一種過程，那它首先是知迷而返、棄惡從善的過程，因為佛教的宗旨之一就是教導人向善，即諸惡莫做、諸善要為。羅聖提在華山出家，雖是道士，實為和尚，一是他法名覺空，二是他對佛教的興趣超過道教。所以，他來華山的目的其實還是學佛、悔罪，做一個有佛性的人。陸公子選定一個前妻曾到過的地點削發做和尚，目的在於尋找妻子、紀念妻子以示悔過。而且，不論風霜雨雪，幾十年來，他點的燈從未在夜間熄滅過，顯然，沒有強烈的悔罪心理、沒有學佛信念的支撐，這是難以想象的。同樣，墨龍也追隨地美的足跡來到南嶽削發為僧。地美死了，但地美在他的心裏，他幾乎每天早上都外出，在日出之際他眺望對麵小山，在他的幻覺裏，地美出現了。可見，墨龍非常懷念地美。懺悔又是一個自度的過程，慧能大師在《六祖壇經》裏說懺悔可以“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27】，它說的是因懺悔滅罪而人能得好報。對羅聖提、墨龍他們來說，擺在麵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讓負罪的心靈安定，他們因悔罪而解脫、因向善而潔淨，所以，他們度脫自己、化解心中罪業、求得內心安定。
在佛門懺悔修道，除了能自度，還有更積極的功效。墨龍幾乎每天都外出，在日出之際，他眺望對麵小山，地美死在那裏。永遠年輕、美麗的地美常常出現在他的幻覺裏、大空的世界中，也就是說，通過懺悔、參悟，墨龍領悟到自性空，他對地美的懷念上升到佛學的最高境界，他以智慧領悟到真空中的妙有，地美的美在永恒中。對宏智法師而言，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夜晚點燈，主要目的是照亮前妻暗中的路，同時，這盞燈還普照眾生，所以，譚桂林先生以為“其精神實質與佛家法燈傳慧、普度眾生的慈悲心是一脈相通的”【28】。因此，宏智不僅在自度還在度人，佛教的悔罪向善使得他超越自我、其佛光走向眾生。可見，懺悔能完善人格，墨龍、宏智等人在“借佛療心”的同時，他們做人的境界得以提升，以佛學話語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破了我相、我執，但他們仍未做到五蘊皆空，因為他們心有所念、情有所掛。
三、在兩難中遵佛理、釋人欲
海派文學還塑造了另種類型的係列形象，與塵世中人遁入佛門懺悔、修道以滌蕩心靈不同，他們本來就是佛門中人，卻屢屢犯戒，清淨心受到人欲的汙染。在這類人物中，佛理與人欲構成緊張的雙方，這顯然是很有海派特色的。從現實狀況看，佛教文化在近現代上海相當繁榮，同時，上海又是欲望之都、色情之都，故，作品中的和尚或尼姑在佛理與人欲兩端滑動是海派文化的一個縮影。從都市讀者的接受來看，情色小說一直深受他們的歡迎，如在明清以來的通俗小說中就有大量僧尼破色戒的小說，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講這類海派小說滿足了市民讀者的消費胃口。再就是，在論述施蟄存的《鳩摩羅什》等小說時，有學者認為：“施蟄存消解了崇高，破滅了英雄偉人在人們心中的神聖光環，還他們世俗凡人的本來麵目。”【29】對佛教小說來說，市民精神的輸入意味著人的不潔玷汙佛的聖潔，人的有念、有相、有著摧毀佛的真如自性，因此，在海派文學裏，佛理與人欲的衝突往往是佛性與市民世俗觀念的衝突。
葉靈鳳小說《摩伽的試探》裏的摩伽，本來是一個俗人，隻因發現妻子趁他不在的時候與鄰人調情，他便頓時悟出人世虛空。看破紅塵的他來到一個僻靜的山洞修行，一住就是七年，他的真性似乎也澄清起來。不過，他放不下人世繁華，更抵擋不住人本能的侵擾，山鳥的呼喚、野貓的號叫都引發他內心陣陣共鳴，顯然，摩伽根本就做不到六根清淨。由於上述可以說，摩伽是一個偶爾有佛性的人，雖然他渴望成佛但他慧根不夠，據佛祖在《金剛經》所言：“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30】他的真如本性為世俗享樂所迷，所以他隻是一眾生。顯然，他自己尚不能自度，度他人就更不是他所能。果然，少女的試探讓他一敗塗地，七年功力在一夜之間崩塌。但他懊悔的不是戒行遭到破壞，而是七年修行誤了他許多現世的歡樂。可見，在遵佛理與釋人欲之間摩伽走出了兩難，他更傾向於世俗的歡樂。事實上，不僅《摩伽的試探》如此，“在對葉靈鳳的小說創作進行全麵考察時，我們不難發現，在他看來，愛是人生的最終價值取向和歸宿，而這種愛的內涵更偏重於性愛的歡娛”【31】。這個觀點吻合葉靈鳳的個性，同時，不能忽視的是，葉靈鳳的傾向在現代上海有普遍性，從當時的各媒體看，男人補腎藥物廣告以及性病治療廣告漫天飛，顯然，稱上海為欲望之都並不過分，而且，前文已闡明他是一個注重讀者口味的作家，因此，葉靈鳳小說的趣味無疑在迎合大眾的愛好。《曇華庵的春風》顯而易見地在這個範圍內。女尼月諦一生下來就遭遺棄，撿到她的曇華庵老尼將她放在農家養至七歲後便把她領回庵，應該說，她與佛教頗有緣分。但她是一個私生女，這個身份的強調似乎暗示她的本性中有不安分的因子。進入青春期的月諦懷春了，她無心學佛，春日裏愛睡懶覺、多心事。六根不淨的她更有暗娼金娘的性啟蒙、陳四的性挑逗，月諦的性欲像夏日爐火的灼熱，在春天的日夜裏燃燒，可見，佛性的聖潔完全被人欲所顛覆。所以，如果說摩伽還有些許慧根、在理與欲的衝撞中煎熬，那月諦就是佛門淨地裏的俗人，而且還是張揚人欲的俗人，其佛眼為世俗歡樂所障。
與上述兩個小說不同，《鳩摩羅什》有著更為深厚的佛教文化含義，但它不局限於抽象的文化探索，而是著眼於特殊個體：高僧鳩摩羅什。他確實是一個高僧，因為他曾經參透一切佛學妙諦，在最難潛修的青年時期他做到五蘊皆空。《心經》裏說：“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32】它說的是菩薩以智慧觀照自性發覺色、受、想、行、識五蘊都是空的，從這個角度看，鳩摩羅什幾乎可以比肩佛、菩薩。但是，在他成佛的路上有一道阻礙，他與表妹有了凡俗人的愛情，他沒有勘破這一重孽緣，最終他有家室之累。所以，他的心裏有兩種相反的企念，“一種是如從前剃度的時候一樣嚴肅的想把自己修成正果，一種是想如凡人似地愛他的妻子”。既想成佛又想做俗人，但他一樣也沒有做好，對佛的信念讓他欲斬斷情緣，享家庭之樂又使他背負罪責，在精神上他遭受兩難的折磨。在妻子死後，他原以為自己又將回到一塵不染、五蘊皆空的境地，可是，妻子的容顏經常出現在眼前，他終於明白自己願意做俗人，對剃度學佛他懊悔了。因此，譚桂林先生對這位高僧有論述：“慧根甚深的鳩摩羅什當然有資格修成這種大人格、大人生，但他終於確定自己做一個凡人，哪怕要忍受和咀嚼芸芸眾生無可回避的煩惱和苦痛，哪怕要冒著墜入地獄萬劫不複的凶險。這在佛家看來是背叛，是墜落，而從非宗教的世俗化眼光看來，這卻是對人生的肯定與禮讚。”【33】需要補充的是，鳩摩羅什的世俗化經曆了從二重人格到三重人格的過程，他是高僧，但因為愛情而有家室，這是二重，由懷念妻子而縱欲、並擁有眾多的宮女、妓女，這就是三重人格，佛理、情、欲既分離又集於一體。三重人格的鳩摩羅什就很有海派特點，雖然他為佛學的傳播也做了很多事，但他放縱，而且他打著高僧的幌子欺詐，他似乎有上海灘的流氓習氣。鳩摩羅什完全墮落了，許多高僧在屍身火化後有舍利子，他沒有，六根之一的舌倒是保留下來，這是對他的極大嘲諷。所以，鳩摩羅什做大德難，因為他有頑固的舌頭；做凡人也難，因為他是“高僧”；做流氓似乎容易，因為他留下了舌頭，玷汙了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