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但一般而言，從事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學者多傾向於人格與文化有緊密聯係，自然，傳統文化人格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人格，如儒、佛、道等文化人格。傳統文化人格有一定的穩定性，不過，“當一個社會的文化發生了變遷，並且發展出新的製度時，這個社會的成員就必須去適應這種新的狀況”【1】。“適應”的結果是，他們的文化人格也相應改變，譬如，一些舊的因素被遺棄，新的因素被接受。海派文學的發生地、所展開想象的對象——上海是古老中國土地上第一個現代都市，不能否認的是海派文化有包容傳統的氣度，但海派文化裏的新奇因素有時是這個都市的風向標，毫無疑問地它改變了上海人，所以，海派文化製約下的海派文學中的傳統文化人格無疑也在變動中。不過，與五四等文學相比，海派文學不一定就更為現代，因為五四等文學受製於現代理性，海派文學則不是大文學，不必承擔啟蒙與革命的重任，因此，海派文學不需要避諱、可能還褒揚傳統文化人格，如儒家父慈子孝等，這對五四、左翼等文學來說是難以想象的。
這裏強調現代都市語境，主要指海派文學從人的角度出發，著眼於人的生存與解放，這顯然是一種現代意識。但在現代語境下的人未必就是現代人，第一章所論的傳統因素製約著人的虛構、想象，所以，圍繞著人，現代與傳統在交鋒、對話。大體而言，海派文學沒有用一種話語壓倒另一種話語，隻要是有利於人的，哪怕是傳統人格，它都可以認同。另外，強調現代語境下的傳統文化人格的用意還在於，一是說明海派文學的現代包容了傳統精神，如對家文化的認可等；二是表明傳統精神在現代社會仍有其價值與生命力，它甚至是現代社會中人實現自我拯救的良方。
第一節 家文化人格的堅守與鬆動
一、陽剛、敢擔當的傳統家長
在儒家思想基礎上建立的家庭，家長往往有絕對權力，用現代管理學話語說，家庭實行家長負責製。這一方麵是由封建綱常造成的；另一方麵，父慈子孝道德觀念的實踐促成家長權威的確立。《大學》裏說：“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2】孝道往往抹殺了晚輩的主體性，同時，父母的關愛又將家長置於中心地位。“儒家主張的‘慈’，理應包括兩方麵的內容：一曰養育，二曰教育。如果說，父母養育子女係本乎天賦的自然本性的話，那麼父母對於子女所肩負的教育責任，無疑是基於後天的社會理性。”【3】後天長時間的教養、特別是宗法製度的祖先崇拜氛圍的感染，有利於家長樹立權威。此消彼長，家長就是家的核心，即齊家之長。所以，儒家家長蘊涵有豐富的文化含義，是一種複雜的文化存在。
儒家理想的家長首先有自強不息的創業精神，他能把家族做大。張資平的高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經營家族也有一套。他在城裏開了兩家當鋪，在村裏買兩三百畝田，蓋了大大的留餘堂，到張資平這一代，60多個玄孫還受其餘蔭。剛毅進取、自強不息是儒家君子做人的風範，這一點在儒家的經典如《易經》、《尚書》中多有闡釋，如孔子對自己的評價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4】這種不斷進取的剛健人格成就了眾多的仁人誌士，也把張的高祖推到一個讓其後人敬仰的高處。穆時英在看似獨立、實為一體的三個小說《老宅》、《父親》、《百日》裏塑造了一個贏得家人尊重的父親形象，憑著智慧與勤奮，他在上海金融界如魚得水，自然，家也隨事業一道紅火。可是，一次投機失敗，他的事業頓時跌入穀底，家便衰敗了。父親病了、老了、死了，小說彌漫著哀傷的氣息，但父親不服輸的精神使人敬佩，他一直試圖東山再起，可惜時運不濟、又年邁多病，雄心黯然熄滅。家長不局限於父母，當父母過世，家中的長兄就擔當家長的重任，如在小說《詩人》裏，詩人的大哥是一個儒家家長，他是經濟支柱，沒有他，家就破了，詩人的生活沒有保障，生命也很快走向終點。上述家長是“齊家”的英雄，他們的有為是家或家族生存、發展的前提，從特定角度看，他們是家庭的脊梁，也是民族的脊梁，因為中國社會正是由這樣一個個的家族組成的。
時代的動蕩、觀念的轉變為女性成為開拓型家長做了準備，這一點在張愛玲的小說裏有所體現。《連環套》裏的霓喜首先是一個受到壓抑的女性主體，她還生活在男權社會裏，所以，她和她的孩子們還得依靠男人；不過，殖民地雜亂的社會環境、各種觀念的並行不悖又使得她有一定的自由、因而主體意識逐步覺醒。她活明白了，在男權社會，她把最有價值的展現出來，“因此，在霓喜身上，女性的身體和性欲在敘述上，有了更為強大的伸展力量。霓喜更被描述為懂得操縱男性情欲的人物，她甚至能夠在丈夫的喪禮中捕捉到其他男人眼裏的神情”【5】。她用身體說話，用身體征服男人，用身體拓展生存空間，也用身體趟出一條維持家庭生活的道路。客觀地說，這是女性的悲哀，但霓喜未必這麼認為，因為她活得開心，張愛玲也看得很透：“有美的身體，以身體悅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悅人；其實也沒有多大區別。”【6】張愛玲大約是身體寫作的先驅了。同時期的蘇青也創作了開拓型的女性形象，《結婚十年》裏的蘇懷青在婚後是家長，但她走了另一條路。她或許也曾以身體開道，可她主要是一位智性女人，她真正確立了自己的事業，如創作、辦刊。她的成功不僅體現女性做人的價值，而且，她的孩子們也在她的庇護之下。但蘇懷青主要是一個經營事業的女性，她的價值不是通過家長職責的完成來實現，她是作家、編輯，是跳出家庭小圈子進入社會大舞台的女性，她顯然有別於霓喜。但無論如何，蘇懷青與霓喜都是新式家長，她們不據守閨閣，走進男人的世界，一個以肉體一個以思想征服男人，她們由陰柔的女性演變為陽剛的家長，並出色地扮演了家長的角色，她們能否稱得上女君子？
霓喜隻是張愛玲塑造的一係列取代男性的女性家長中的一個，其他如戚紫薇、白老太太、薑老太太、七巧等人似乎顯赫如《紅樓夢》中的賈母。由於白老太、薑老太不是主要人物，這裏就不做分析，下文將對紫薇與七巧的家長身份進行論述。
顧名思義，《創世紀》就是一個敘寫女性神話的小說，有人指出：“對於張愛玲來說，小說的‘怪’題目就是她別具匠心的情境和寓意設計，它們和小說這種神秘的、隱喻的、虛虛實實的、充滿變數的體裁，構成了一套完整的互為指涉的象征係統。”【7】紫薇無疑稱得上是一個創世神話女性，因為包括丈夫在內的一家老小都在她撐起的一片天下麵生活。從經濟角度講，她是一個合格的家長，在家庭事務中，她也有決定權，但她沒有家長應有的權威。原因如下：紫薇的錢不是賺來的，而是嫁妝，她雖然以此養活匡家人幾十年，可她未必有大本事；丈夫經常向她挑戰，雖然他不會掙錢、不能養家，但文化賦予他話語權。有人對包括紫薇在內的張愛玲小說裏的女性家長做了概括：“一方麵，這些女性家長雖然身為一家之主，但其主體性在文化意義上卻並非決然獨立自主；另一方麵，她們在文本中雖然能夠以家長的身份去表現主體，但實際上卻不能完全脫離宗法父權體製的象征秩序。”【8】除了個人的能力欠缺之外，這一段話能說明為什麼她不是一個治家有方的家長，她還不是一個完整的女性主體，換言之，她不但不能行使完全的家長權力，而且，在管理家庭時她還遭到男權的幹擾、反製。總體而言，紫薇是一位不錯的家長，她沒有霓喜式的敢作為，但她在風雨飄搖中支撐了一個老式家庭數十年，若她沒有責任感、不會精打細算，這不可能辦到。
在很多方麵七巧與紫薇不同，七巧出身於貧賤人家、無嫁妝、沒接受良好家教，但婆家富有；七巧潑辣精明，在大家族的爭鬥中她能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她孤兒寡母的也平分到財產。作為家長，她庇護孩子，但她又將傳統家長的弊端發揮到極致，同時，由於她的畸形心理，她對晚輩的幹涉有十足的病態特征。小說對這一點不僅有詳盡的敘述，如對長白夫妻生活的介入、幹擾，長安婚事的幹涉等；而且，小說的多處暗示也頗耐人尋味。如七巧媳婦芝壽眼中的月亮特別讓人吃驚，一句是：“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輪滿月，萬裏無雲，像是黑漆的天上一個白太陽。”另一句是：“窗外還是那使人汗毛凜凜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個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陽。”月亮是女性的象征、母性的象征，之所以反常為太陽，就因為象征本體七巧男性化，她將應有的母性丟失。在黃金枷鎖裏，七巧個性扭曲，家長製度將她推向男性家長位置，她瘋狂而變態地使用權力，芝壽以及其他人被七巧這顆“小太陽”所灼傷。因此，雖然七巧在某些方麵盡了家長職責，她本人也是一個滿腹辛酸之人，但無論從現代還是傳統角度看，她都是一位糟糕的家長。她不但沒把人當人，而且，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古訓她也不當一回事，所以，作為家長的七巧沒有多少亮點。
在張愛玲小說裏還有比七巧更壞的家長，如《茉莉香片》裏的聶介臣。小說裏有一段話：“他們初從上海搬來的時候，滿院子的花木，沒兩三年的工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陽光曬著，滿眼的荒涼。”太陽或許是聶介臣，聶家在他的管製下，日漸衰敗。怎麼能不衰敗呢？雖繼承了萬貫家當，可錢從來隻有出的、沒有進的。他還缺乏儒家家長最起碼的仁義，聶傳慶在他的專製下不知愛為何物，以至他向同學言丹朱索求父母之愛。建立在家長權威基礎上的專製很可怕，聶傳慶是受害者，長白、長安、芝壽、《懺情》裏的嚴永汝也是受害者，在這一點上海派文學與五四文學是一致的，家長製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吃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