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傳統文化製約下的海派文學主題(3)(2 / 3)

或許因為鬼之惡、厲,所以,人有怕鬼的心理。邵洵美的《聞鬼》一是寫老宅鬧鬼,鬼就像一縷冷氣一樣飄在房間,這讓人毛骨悚然;二是寫在所租的住房裏聽見鬼的腳步聲,每次聽見這種無人的腳步,他頭發似乎都豎了起來。在《論語》的一則小故事《一個女人》裏,吳姓學生講述鬼故事,到後來,講者與聽者都疑心鬼就在門外,以至他們一夜驚惶、未敢入睡。這些作品凸顯了中國人的怕鬼心理,他們恐懼魂靈,它們或許會加害於人。

另外,中國人怕鬼還與他們將遇鬼視為不吉利的征兆有關。當然,這種心理或許與鬼之惡分不開,因為惡鬼傷害人,所以,人碰上鬼就倒黴。他們以為鬼或與鬼相關現象的出現是一種先兆,它必然有應驗,即黴運當頭,這就是“人且吉凶,妖祥先見”【39】。這種鬼恐懼牽涉中國人的兆應文化心理,所謂“兆”,指的是前兆、預兆;“應”指的是應驗。中國原始文化中的兆應往往是一種迷信,它指向的是:可能毫無聯係的事物或人與物之間存在有因果關係,兆是因,應是果,之所以如此,在於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操控一切。在這類鬼作品裏,遇鬼是因,壞運氣是果,所以,遇鬼使人恐慌。對這種心理的探求,施蟄存是一個有心人,他的幾個小說與散文當推為代表之作。

在散文《鴉》中,施蟄存先記述自己先天性的聞鴉鳴而生悲淒;稍大一些,便將鴉當作生命終結之預兆。後來,他與一個行色淒惶的女子同路,她聽見鴉叫而色變,不祥的先兆籠罩著她。接下來,他思考中國民間為什麼將鴉作為不吉的鳥,他走的是文化考古的路子,用的是科學的方法;並且,他還進行中外比較,美國詩人愛侖·坡有一首《詠鴉詩》,也寫得很淒寂。這篇文章創作於1930年,或許,他對鴉的理性分析還可以做得更好,但從他在思考問題時所運用的方法、所具有的開放意識來看,他是一個有潛質的民族文化研究者。他還將不祥的烏鴉寫進幾篇小說裏,其中,最有特色的一篇是《鳩摩羅什》。大智鳩摩羅什是一個道行很高的僧人,但他放不下色,尤其依戀表妹的儀容。他們成婚之後,他的佛光暗淡。妻子深知其中緣故,她自哀自怨,以至在抑鬱中死去。下麵是她臨終前的場景:“這時光,已經是垂暮了。傍晚的風吹動著木葉,簌簌地響個不停。烏鴉都在樹上打著圍,唶唶地亂噪著,一縷陽光從樹葉縫中照下在她的殘花的臉上。”烏鴉意味著死亡,是幽靈,這是散文《鴉》裏多次出現的景象,現在,鴉是她死亡的前兆。由以上所述能發現,鴉之凶兆是施蟄存的一個心結,他以直覺感受它、以理性剖析它,他通過烏鴉來透視民族鬼文化心理的意圖很明顯。

當我們說“真是遇到鬼了”時,它表明當事人走黴運,也意味著鬼是一種惡兆,施蟄存的《魔道》再現了這種情況。一個男人坐火車外出旅行,在火車上,他遭遇鬼了,或者說他自以為遇上鬼了。這個黑衣老婦人看起來很像魔鬼,她的臉上有“邪氣的皺紋”,五官裏充滿了凶險,她看人的眼光陰險,而且,她還很神秘。尤其使人恐怖的是,他和老婦人麵對麵坐著,其他人就不來這裏的空位坐了,而且,老婦人也不去別的空位坐。這顯然在暗示,鬼找到他了。它果然是凶兆。在小說的結尾,厄運終於降臨,他三歲的女兒死了,這個時候,他“看見一個穿了黑衣裳的老婦人孤獨地踅進小巷裏去”,她在達到目的之後走開。還有,她不是一個純粹的中國魔鬼,她有外國文化內涵,如歐美的、古埃及的,她的豐富性體現出施蟄存有開放的胸襟,但這顯然也與施蟄存已有的文化心理有關,否則,麵向現代的他未必會接納陳腐的巫術文化。與《魔道》相反,《夜叉》裏的“女鬼”一身白衣。夜叉來自印度的佛教,進入中國以後成為惡鬼,因此,當膽大的他撞上白衣“夜叉”之後,他力圖剿滅對方,她是凶兆,可能還殺人,隻有將她壓垮,他才平安。不過,與《魔道》不同,夜叉其實是一個聾啞女人,這正如王充所言:“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40】或許,《魔道》裏的黑衣老婦人也隻是心魔,但為什麼他三歲的女兒就死了?看來,鬼似乎存在,作為惡兆的鬼似乎也存在。

《魔道》將旅行人因不好的征兆而引起的恐慌、焦慮、等待等心理盡情地展現出來,顯然,它運用了現代小說技巧。在惴惴不安中,他的思緒翻騰起伏,他幻想她是能攫取人靈魂的魔鬼、會魔法的妖婆。黑衣婦人無處不在,當他眺望窗外時,她在窗前麵的一片竹林裏,但她有可能是窗玻璃上一個黑點的幻化。他甚至將所見到的一切可疑女子都當作妖婦,在他的想象中,性感多媚的陳夫人也被老妖婦所控製,而都市裏的咖啡女子則變成陳夫人,她也是老妖婦的化身。黑衣婦人從老而醜質變為埃及豔後、陳夫人及咖啡女的漂亮、性感,在他看來,這些變化都是妖婦的手段,是她誘惑人、從而扼殺人的伎倆。總之,自從他把黑衣婦人視為不祥的預兆以來,她就一直占據著他的內心,顯然,他無法擺脫她的陰霾,這表明,他一直生活在恐慌中。他又因恐慌而焦慮,因焦慮而等待,“她會將怎樣的厄運降給我呢?我會死嗎?”黑衣婦人成為難以承受的心頭之重,以至他不諱言死亡。綜觀《魔道》,“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個征兆激發一個人內心的千層漣漪,先兆與精神分析緊密聯係在一起了。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麵來解讀。一方麵,施蟄存將先兆引入現代語境下,人的精神錯亂、意識與無意識衝撞、交織的導火索是先兆;另一方麵,他又將精神分析置於兆應文化現象中,在史書或小說裏,兆應作為一種文化心理常常隻是在故事的發展中得以凸顯,而《魔道》裏的兆應文化心理有可感而豐富的意識流程,這是精神分析的優勢所致。可見,兆應借精神分析使得小說完成一次質變:由情節小說轉換為心理小說。

滕固的《死後應驗》是另一種類型的鬼恐懼。在不知情人看來,叔叔秀丁揭發了寡婦——侄媳四娘的婚外情,有孕在身的四娘被逐出。她無處可去,溺水而亡,而秀丁也不久病故。所以,村裏人以為秀丁的死出於報應,也就是佛教的因緣果報。其實,這件事另有隱情,知情人隻有秀丁與四娘,他們也是當事人,四娘為了保全秀丁而一個人承擔罪責,他正是在四娘的鼓勵之下檢舉的。秀丁因愧疚而自責、病亡。這個小說有較強的反禮教意義,但“死後應驗”也揭示了中國人的蘊涵有佛教內涵的鬼恐懼心理,雖然在真相的映照之下它顯得荒誕可笑。

上述鬼恐懼作品再現中國人怕鬼的心理,包容有豐富的傳統文化含義,盡管個別作品也有一定的現代意義,但在整體傾向上,它們的精神是傳統的。鬼恐懼表明,人對幽靈無知,他們更沒有以科學思維來燭照幽暗處的鬼魂。科學不是萬能的,“鬼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或自然現象尚未被人們所完全認識”【41】,但人的思維方式可以彌補知識上的欠缺,如在古代,無鬼論者代代有人。可不少海派作家多少有些依戀中國鬼文化,無論出於作家本心還是藝術或媚俗的需要,鬼恐懼敘事體現海派文學對傳統的包容。誠然,這有悖於現代思潮,但文學如果脫卸啟蒙功能、專注於無功利的審美或消閑的娛樂,海派文學的有容乃大或許是一種優勢。

三、再現鬼文化的可親

作家邵洵美對鬼文學有比較準確的認識:“中國的鬼故事和外國的鬼故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或則是神話,或則是諷刺;而後者則能徹底表現鬼的恐怖。”【42】這或許能說明,中國的鬼有陰暗可憎的,但十足可親的鬼也舉不勝舉。後者的集大成者為《聊齋誌異》,它一是將人與鬼狐之情演繹得纏綿悱惻、美麗動人,二是以鬼話來反襯人世之黑暗,這類作品有較強的現實批判意義。難怪邵洵美說:“我國舊有筆記,談鬼狐事者極多;談狐的雖媚,而談鬼的卻並不可怕,翻遍《聊齋》,僅《畫皮》一篇。”【43】中國鬼故事中的可愛鬼有悠久的曆史,“中國神話形成的中介,就是鬼話,離開了這個中介,就沒有了神話這較高一級的藝術形態。因為人死後,第一階段是變成鬼,然後再從鬼中分化成善鬼(即神)和惡鬼”【44】。鬼話是否是神話的中介姑且不論,遠古時期確有善鬼,如刑天、精衛等。這類有不屈意誌的鬼常常以複仇的形象示於人,在民間頗受歡迎,如《聊齋》裏的席方平、魯迅先生所說的“女吊”、《小站》裏的“冤鬼”等。隨著道教、佛教思想的介入,“輪回”、“三界”等範疇擴大了鬼活動的空間,鬼跟人越走越近,至少,有時候鬼能較為自由地在陰陽兩界活動,因此,在中國鬼話,善鬼可親與厲鬼可惡一般相提並重。

海派文學中的鬼可愛敘述基本集中在人鬼戀情上。落雁是一個風雅多情的都市鬼。在九月深秋的靜夜,她跑到人間來看電影,在電影院門口,她遇上少年詩人馮先生。或者,孤獨多愁、百無聊賴的他正在等待一場豔遇,他驚詫於她美麗的臉龐、誘人的眼睛,她似乎也有意,故意掉下白手巾。詩人自然不放過這個機會,手巾便成為他們結識的媒介。他們談西洋小說、電影、詩歌,才郎貌女隨即一見鍾情,所以,她邀請馮先生去宅第敘談。如果不是愛狎少年的雄鬼有劫掠馮先生之意,人鬼戀將有進一步發展。如果說落雁的美可以觸摸,那徐訁於《園內》裏的女鬼之美始終是虛幻、詩意的。李采楓似乎一相情願,他能遠觀女孩或女鬼,但她不給他近距離接觸的機會;而且,小說主要描寫月下花園裏的她,美得奇異、脫俗、如夢似幻。另一方麵,女鬼好像又跟李采楓心有靈犀,她常常在他需要的時候進入他夢中,出現在花園裏。無疑,這兩個女鬼又有共同點,她們既美麗多情,又心地善良,還與人演繹一段純粹的愛情故事。這些(包括《鳩綠媚》、《鬼戀》等在內)人鬼戀小說展示了中國鬼文化中最精彩、最優雅、最浪漫的一麵,即善鬼可親、鬼能與人發生超越界限的畸戀。

葉靈鳳的《鳩綠媚》講述一種經過形變處理的人鬼戀。作家春野接受了朋友送的一個瓷質骷髏,據稱,小頭骨是原波斯公主頭骨的仿製品。波斯公主鳩綠媚在生前與教師白靈斯相愛,但國王反對,他辭退了這位異域老師,並把她許配給親王。在結婚的前夜,公主乘人不備自殺,後來,白靈斯千方百計帶走了公主的骷髏;再後來,骷髏被帶到巴黎,並被仿製,春野的朋友得到其中一個。小說的詭異在於,當春野把骷髏放在枕邊,他能以白靈斯的身份進入夢境與公主見麵。這表明,骷髏即便是仿品,公主的靈魂仿佛也寄住在上麵,因此,一場超時空的人鬼戀奇跡般地得以出現。應該說,無論在精神或藝術形式上,《鳩綠媚》都有豐富的現代意義,但是,骷髏所凸顯的中國鬼文化含義、鬼可親的文化心理是作家展開想象、建構小說的基礎。

施蟄存小說《將軍的頭》也是一種奇特的人鬼戀鬼話。花將軍是一個有著複雜人格的人:他有藏人血統,但他是漢將且愛上漢族少女;他是將軍,按軍法殺了騷擾少女的士兵,但他也在騷擾少女。在認同的身份與漢人少女之間、在軍法與愛欲之間,他都選擇後者,理性無法掌控欲望,所以,他說即使自己被砍頭、肉軀也要找到她。肉欲驅使下的話語,不是豪言,是讖言。因為有了這句話,故事的走向就已確定,小說的魔幻色彩也由此而來。顯然,純粹欲望驅使下的行為借助了巫文化,如果不是讖言,將軍的話語就是無法落實的誓言,是讖言使得他完成誓願。同時,必須指出的是,一語成讖不能沒有中國鬼文化,人死為鬼,無頭將軍是鬼,因此,可以下的結論是,他生前死後都愛漢人少女,死後之愛是生前之愛的延續。或許,與其說鬼可愛還不如說將軍人可愛,他對少女癡情導致了無頭將軍的超凡行為,所以,《將軍的頭》毋寧說是人話而不是鬼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