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文所論能看出，因緣的文化內涵在不同的小說裏各異，因緣的多義性表明海派作家感受到傳統的心理結構在西學的衝擊下已經有所鬆動，即宗教的神秘性受到科學的壓擠；而在施蟄存那裏，文化心理則產生突變。這裏所說施的心理有巨大的變化，並不是說他反佛教文化，而是說他能夠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審視佛教，從而使宿命的因緣心理產生逆變。盡管張愛玲對五四的啟蒙理想頗有微詞，這可能源於作為時代女性的母親讓她失望，所以，她對五四知識分子的精英化並無認同感；但就她所受的教育、所處的時代而言，她不可能不持有科學觀念，這是她部分地消解因緣神秘性甚至將它拉下神壇的根本原因。因此，海派文學的因緣內涵已具有時代特色，它切實地傳遞民族文化心理變化的信息，體現時代精神向文學的滲透；而因緣原有的文化意義則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消解，其神秘麵紗被撕開。
毫無疑問，海派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因緣的神秘性，所以，對因緣的書寫往往會呈現出不同於傳統的文化意韻。在他們的小說中，作家往往專注於世俗書寫而很少進入宗教層麵，小說展示的是一種脫胎於宗教而又少有宗教意味的因緣觀。因緣敘事的變化在明清有過一次。此前，文學關涉因緣大體上是宣傳，所以，說經故事就是世俗化經書；事關因緣的明清小說走出怪圈，獲得文學獨立的品格，佛學因緣說是民族心理，是作家看人生、世界的哲學，因此，在多數作品，因緣往往成為一條暗線，但它的文化含義沒有改變。在《花神》、《傾城之戀》、《鳥語》小說，還有舊海派不少作品如《啼笑因緣》、《腳之愛情》等在內，世俗化敘事得以進一步加強，因緣的宗教色彩進一步被淡化。在《茉莉香片》中，言家與馮家是遠親，前者是生意人家，後者為累代貴族，言子夜在給馮家幾個女孩補課時跟馮碧落一見傾心。這大約類似《半生緣》裏世鈞與曼楨之間的心電感應，由於難以解釋，中國人往往將它歸結為因緣，以為是看不見的命運之手在操控的緣故。張愛玲也將它視為因緣，在言家提親遭到拒絕後，小說有這麼一句話：“那絕對不能夠是偶然的機緣，因為既已經提過親，雙方都要避嫌了。”但是，這一對男女沒有切斷聯係。有學者說：“在傳統中國人的觀念中，緣可以分為兩類：緣分與機緣。前者是一種長期之緣，後者是一種短暫之緣。”【30】這兩種緣都是因緣，在小說中，言子夜與馮碧落有長期之緣。可是，他們有情緣而無姻緣，馮家以言家不是詩書禮樂之家為由笑拒，而言子夜、馮碧落則在暗中纏綿。碧落求子夜托人到父母麵前疏通，但子夜年輕氣盛，不肯屈尊；子夜出國留學，希望碧落一同出走，可碧落沒有勇氣；此恨綿綿，碧落與他人婚後早逝，言教授活得似乎也難盡如人意。從有情緣到無姻緣再到情思不盡，《茉莉香片》中不見明清小說的“如來佛”之手，取而代之的是巧合、是人事，這是一種地道的塵世書寫。如果說《茉莉香片》敘述了一個良緣未成的故事，那麼，在《金鎖記》基礎上改寫的《怨女》則講述一個孽緣竟成的故事。《怨女》之所以事關孽緣，在於銀娣與二公子的婚姻完全是一次人錢交易，後來的事實也說明這完全是一場惡姻緣。她的姻緣始於功利，又在情欲與利欲的逼壓之下，這使得她與丈夫的結合成為一次冤家聚首。敘述中對因緣宗教性的規避使得男女故事有了現代內核，支撐其小說的不隻有現代亂世背景、都市日常生活，一種既舊又新的生活邏輯往往起重要作用，這也是張愛玲等人的小說有別於明清小說的關鍵所在之一。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因緣敘述並未脫盡佛教意味，如銀娣在佛麵前的表白。事實上，如果完全剔除佛學底蘊，那因緣就沒有存在的支柱，那它可能就是反因緣了。
海派文學的因緣書寫能折射出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換言之，現代性是介入現代小說因緣書寫的潛隱力量。有人在《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一文裏，從“意象化空間：場所與地域”、“新傳奇”兩個方麵論述她創作的現代意義，如在前一個方麵，作者說：“張愛玲就這樣，在對‘內室’、公寓和街道等意味不同的場所的描述中，意象化地呈現出一個參差不均地分布著‘傳統’與‘現代’各種因素的地域空間——‘半新舊’的社會生活的一個景觀。”【31】因緣含義就像上海的空間，也處於新舊雜陳的狀態；從敘事來看，在對因緣的操作中她盡量從人事方麵進入，逐漸擺脫佛教的無邊法力；最能體現現代性一麵的是，張愛玲對社會上人的負麵“緣起”有所批判，其中，最為她所不滿的是門當戶對的婚姻觀。讀《茉莉香片》，筆者首先把聶介臣看做張愛玲的父親，聶傳慶是她的弟弟，《茉莉香片》跟她幼年時代不幸的家庭生活應該有著密切聯係。不隻言子夜與馮碧落是門第觀念的受害者，聶傳慶才是最大受害者，碧落嫁到聶家是清醒的犧牲，而聶傳慶呢？“屏風上又添上一隻鳥，打死他也不能飛下屏風去。他跟著他父親二十年，已經給製造成了一個精神上的殘廢，即使給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這是張愛玲為弟弟寫得最好一段文字，當然也包括像弟弟一樣的犧牲品。另外，在她的許多小說裏，人物一律是不掙紮的，而且，她對他們的人生態度不置可否。由於《茉莉香片》帶有傳記性質，這可能觸動了作家的傷痛，因此，她對聶傳慶的同情十分真切，對子夜的負氣與碧落的順從在理解的基礎上給予一定程度的批判。以上所說的人力是姻緣有無的關鍵因素之一，建立在聶傳慶人生悲劇基礎上的、對人的因素所做的批判加強了因緣的現實意義，這是她對五四人的解放的繼承，當然也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延續。其他如施蟄存《塔的靈應》裏的科學精神、徐訁於《鳥語》中的人文精神無不體現出海派文學對現代文學傳統的傳承。由此能看出，在海派文學中，作為一個古老的詞彙，一方麵，因緣仍在釋放它本來的能量；另一方麵，它又煥發出一種新的活力，展現出與時代同步的一麵。
上文比較多地論述因緣的現代一麵，其實，將傳統引入現代，這也是傳統文化心理所導致。現代社會的現代生活，或許有它的內在邏輯，但小說仍以因緣來解釋世事變幻，如《傾城之戀》裏的戰爭是一個重要因素，可小說對戰爭的認識停留在宿命層麵上，又如《塔的靈應》像似在傳達“純屬巧合”，可過多的巧合串聯在一起似乎又關涉因緣。總之，現代生活乃至科學思維都摻雜有因緣成分，這反映出作為中國人深層心理的因緣仍在主導作家對生活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