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家文化與海派文學主題
《大學》裏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1】它描述的是儒家士人的理想人生道路：由充實自己、加強自身修養到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條精英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而海派作家大體上是一群市民化作家，除了體認中國家文化，他們在其他方麵與知識精英有一定距離。這一點反映在創作上，海派作家一般不關注國民性改造、社會革命、民族救亡等問題，他們熱衷於編寫世俗的家庭生活故事。海派文學的家文化書寫有著深廣的儒學家文化內涵。
一、從血緣認同到精神還鄉
家族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文化轉型的現代、特別是新文化運動期間，家族文化遭受嚴重衝擊，這種狀況在文學上有所反映。總體而言，“家族文化中的尊卑等級秩序激起了現代作家反叛的激情，家族文化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血緣親情又使現代作家無法擺脫對舊家的眷念之情”【2】。一方麵對家族文化的批判是現代文學的主潮，另一方麵，在不同時期，家族小說各有特點。提及20世紀40年代的家族小說，有學者以為“家族抒寫出現了新變化”【3】，這是有原因的，“由於特殊的戰爭環境，40年代中國文學中表現出比較明確的回歸傳統主題傾向”【4】。戰爭凝聚了民族自信心，因而文學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退居其次，這使得文學對傳統倫理的認同再次成為可能。與現代文學的主流有所區別，海派文學的家（家族）書寫並沒有對家族文化展開猛烈的理性抨擊，例外的作家是張愛玲，在40年代，她延續了五四的批判精神，對脆弱的家族親情、家長專製做了有力度的否定，《傾城之戀》、《金鎖記》等為這一方麵的代表作。張愛玲之所以在依戀舊家族的同時又否定家族文化，可能在於她早年的家庭生活並不幸福，她與弟弟生活在沒有親情的家庭裏、父親的淫威之下。總之，海派作家對家族文化的批判不是全局性的，大體而言，他們與家族文化的關係不至於劍拔弩張。其中的原因有多個：一是家族文化本來就有許多優良成分；二是海派文化是融合了舊文化的雜糅文化，為市民寫作的理念促使作家靠攏市民的文化價值觀；三是在上海的多數移民因受現代文化熏染的緣故比較開明。換言之，家長有著傳統而現代的秉性，像張愛玲父親一般濫施長輩權威的人可能不多。基於海派作家與家族文化的衝突不大，海派文學中的家族書寫在現代文學中顯得有些另類。
血緣家族主義雖然在近現代時期遭到民族國家主義者、新文化人的強烈批判，但從上海眾多的修家譜公告來看，這座城市的移民並沒有改變中國人的本色，在這種語境下生成的海派文學在涉及家族血緣問題時，它常常認可家族文化。張資平在回顧家族的曆史時，在感情上，他對家族充溢著溫情，在理性上，他津津樂道於家族生命的綿延。重家族必然會輕視個體、也會舍棄家族之外的其他集體，這與五四精神、階級革命思想相違背。所以，從海派作家群體中湧現出魯迅、吳虞式的精神鬥士不大可能；即便有人進入革命陣營，他也是邊緣人物，最後可能會退出，如張資平、葉靈鳳等。施蟄存在《最後一個老朋友——馮雪峰》裏回憶自己的革命經曆，他說：“雪峰曾希望我們恢複黨的關係，但我們自從‘四·一二事變’以後，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義的行動。我們三人都是獨子，多少還有一些封建主義的家庭顧慮。”【5】“三人”指的是施蟄存、戴望舒、杜衡。他們參加30年代政治革命的顧慮之一是“獨子”，施蟄存將其源頭定格在封建主義上，這顯然沒有錯，這種思想其實就是家族主義。由於中國家族文化是父子型文化，家族生命的繁衍重男輕女，所以，“獨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一個家庭來說，兒子是家庭所在的家族生命得以延續的保證。施蟄存的小說《嫡裔》蘊涵有中國人的家族思想，它看似一場鬧劇，實則是一個正劇。周大相公無子女，大相公夫婦用盡一切辦法還是一無所獲。於是，周夫人私通裁縫懷孕，周相公私幸的丫鬟春梅亦有喜。為了遮醜，他把丫鬟嫁給裁縫，想不到，他的夫人生下的是女兒，而丫鬟生的是兒子。周相公經年累月所想就是兒子，而且，兒子也確實是親骨肉，但不在自己名下，女兒是他人的，卻記在他頭上。小說的結局有一些海派的油滑，這是討好讀者的招數，但是，這種安排無疑凸顯了在家族繁衍中兒子的無比重要。
血緣關係有縱向的，也有橫向的，前者是同姓血緣，後者指的是異姓血緣，如表兄弟姐妹等。古代中國人以同族人為親，凡事都信賴同姓族人，但嫁娶例外。不過，若在異姓婚姻中能求得有橫向血緣關係之人，這是可喜的“親上加親”，再現這種婚姻的古代小說、戲劇的數量很多。這種婚姻觀念不僅反映古代中國人生活與心理上的封閉，而且，它也是反現代、反科學的。可是，一些海派小說延續了古典文學的“親上加親”主題，尤其是葉靈鳳，他在小說中大肆渲染表姐弟或表兄妹情欲。在《浪淘沙》，表弟西瓊與表姐淑華自由戀愛，但它遭到家長的橫加幹涉；在《浴》，表兄秋帆與表妹露莎有曖昧之情；在《神跡》，表兄薩鷹翔愛表妹寧娜，她利用這一層關係上表兄駕駛的飛機並在空中大撒革命傳單；在《紅的天使》，表兄鍵鶴與表妹淑清戀愛、結婚，他與小表妹宛清亦有感情糾葛。滕固小說《銀杏之果》敘述了變種的親族戀情，少年秦舟生活在家族圈內，多愁善感、內向多情，他與姑母家的親戚H小姐兩小無猜。上述血親情愛小說不總是沒有現代意義，《浪淘沙》、《銀杏之果》就有一定的反封建禮教精神，張愛玲的《茉莉香片》也以馮碧落、言子夜的愛情悲劇控訴家長專製。一般而言，這類小說均以有一定勢力的舊家庭作為描述對象，而青年男女的愛情總是違背了家長的意願，這種小說不為海派文學所專有，如巴金的《家》也不避諱血緣戀情。但就葉靈鳳的許多小說來看，它們有媚俗的嫌疑，廉價的“革命加愛情”小說、張揚情欲的小說也端出表親愛情這道菜，其根本目的應該是滿足市民的消費胃口。
作品所蘊涵的某種思想不能作為評價其藝術優劣之重要標準，文學可以但不必擔當重大責任，所以，傳達家族血緣精神的作品或許悖時，可仍是有意義的存在。更何況家族文化小說也不乏時代色彩，如蘇青小說《結婚十年》在不顛覆傳統家族文化的同時又敘述都市女性如何在家之外建構新女性的世界。可能隻有張愛玲有心解構傳統的家族文化，在成長過程中，她體驗到男女之不平等，父親的淫威於她如同冰霜，所以，她的文學世界以無情的親情居多。但張愛玲這個孤獨的幽魂還是需要歸依之所，她晚年所寫的《對照記》是一部奇怪的“家譜”，她把自己納入家族之中，血濃於水的親情溢滿字裏行間。“奇”是因為女性前所未有地成為家譜的主角，而男性隻是陪襯，女人書寫的曆史是女性的曆史？之所以考察《對照記》，在於它表達了張愛玲一貫的思想；不過，若憑這本書來判斷張愛玲，恐怕讀者會犯錯誤：她是一個狂熱的女權主義者？不是。張愛玲的內心世界紛繁複雜，《對照記》所演繹的張愛玲隻是冰山一角，或許，她隻是試圖給中國家族文化添加女性主義因素。
血緣家族長期定居在某一地，鄉土便成為血緣的鄉土，由家族文化認同到鄉土依戀顯然隻是一件事的兩個過程。從鄉土走出的現代作家大都僑寓在上海或北京，作家可以在理性上批判家族文化，但在情感上難舍家族、故鄉，鄉土文學一直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頭戲，作家的家族文化心理應是主因之一。漂泊在外的作家，通過寫作來親近故鄉，這與作家的兒時記憶有關，更與作家的建立在血緣親情上的鄉土情結相關，作家的肉軀在城市，他們眷念的依然是故園。每一次的鄉土故園或虛構的鄉土故園敘事，對現代作家而言，都有可能讓“作家精神還鄉的渴望在藝術世界的創造中得到滿足和實現”【6】。因此，在現代文學中，詩意地返鄉的作品為數不少，如沈從文《邊城》、蕭紅《呼蘭河傳》等。不過，作家的還鄉之旅也有可能是尷尬、迷茫的精神之旅，如在魯迅《祝福》與《故鄉》裏，“故鄉”顯然不能成為“我”的心靈棲息地。
以表現都市精神著稱的海派作家與現代其他作家一樣心係鄉土，他們中真正能以都市為心靈之家的人並不多。像邵洵美、張愛玲等因為是家族定居城市以來的第三代人，家族的鄉土記憶已經淡忘，所以，他們能以上海人自居，張愛玲在散文《公寓生活記趣》中就聲稱“喜歡聽市聲”【7】。多數作家並沒有因為是海派就把心靈植根在都市，他們其實也是一群在都市中無根的作家，所以，他們尋根、還鄉。杜衡在《懷鄉病》裏敘述一個自小就四處漂泊的知識分子到鄉村去尋找精神家園，這或許是許多海派作家的共同心路曆程，當他們無法融入都市或遭受都市病的侵襲時，他們的幼年樂趣、家族溫情記憶就會被激活，他們輕易就踏上回家之路，所以，海派作家的鄉土文學也蘊涵有精神還鄉主題。夢牽魂繞的故土是海派作家的另一個文學世界，如嶺南之於張資平，鬆江、錢塘江畔之於施蟄存，寧波之於蘇青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類作品往往流露出家族意識、血緣性的鄉土情懷。這個觀點已不新鮮，如有人說：“新感覺派總是把那些帶有濃鬱的鄉土情結的小說置於‘家’這個蘊涵著童年、親情和倫理的生活場景中。讓‘家’負載著與鄉土傳統割不斷的情感聯係。”【8】這一句話勉強達意，但它已涉及新感覺派的家文化底蘊。時髦的新感覺派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