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讀者傳統文化心理對海派文人辦刊、文學出版的導向
在海派文人所編輯的刊物中，有一部分堪稱先鋒，如《獅吼》、《金屋月刊》等，它們“確實顯露出早期海派努力趕赴潮流的心態”【56】；《現代》是一種麵向現代、其實海納百川的文學雜誌，它有海派的包容，在保持現代風格的基礎上，它接納了左翼、京派文人的作品，而且，對有傳統意味的作品它也並不一味拒絕，這體現了《現代》文學至上的宗旨。以上兩種類型的刊物主要不是麵向海派大眾，邵洵美等的“頹廢”顯得曲高和寡，而且也不倫不類；《現代》在經營策略上挖空心思，如不時搞“大號”，還有“特大號”、“狂大號”，在文學市場，它也有不俗的號召力，不過，在“第三種人”杜衡加入編輯部以及施蟄存、魯迅之爭發生後，它在左翼文人中頓時不受歡迎，銷量大幅度下滑。大多數海派文學刊物走大眾路線，不以文化精英的姿態出現，雖然它們不回避啟蒙，卻無意擔當啟蒙或拯救的重任，它們是有媚俗傾向的文學雜誌。在這一類雜誌，讀者趣味往往左右辦刊方向，編輯努力地將刊物打造為雅俗共賞的大眾的文學讀物。
茅盾在《茅盾小傳》裏寫道：“一九二三年，他的《小說月報》編輯主任的職務被解除了；原因是出版這個雜誌的商務印書館的當局不讚成他在《小說月報》上發表論文攻擊封建的舊文學。商務印書館的當局最初為了大勢所趨，不得不將《小說月報》革新，但書館當局中一部分守舊的人是很反對的，因而他們的‘忍耐的限度’隻能以登載白話文翻譯的近代西洋文學作品及以白話文寫的介紹西洋近代文藝及文藝思潮的論文為止，茅盾在一九二二年的《小說月報》上連期發表短評（editorials）來攻擊國內的封建思想的文藝，那就大大惹起了商務印書館當局中的守舊分子的不快，所以一定要將他解職了。”【57】從這一段話能看出：海派化的商務印書館趨時，當《小說月報》頗受非議時，它改革《小說月報》以合新文化的潮流；商務印書館寬容，它能接受新文化，但不能忍受新文學對舊文學的全麵否定。可是，從《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始，茅盾以得理不饒人的氣勢將他所概括的正在流行的以娛樂為主的舊文學一棍子打死，因為在他看來，“凡是對人生抱著積極、真誠態度的文學，就是有價值的文學，反之就是沒有價值的文學”【58】。茅盾的做法不僅引起印書館上層的反感，而且，他的革新使得部分讀者很不滿意，如有人在1922年的《晶報》上撰文《小說迷的一封書》諷刺《小說月報》裏印的字“太臭了些”【59】。茅盾的後繼者鄭振鐸雖是新派，但為人圓通，也不如茅盾激進，《小說月報》的風格略有變化。商務印書館一手抓新文學，另一手也不軟，它重拾舊文學。也是在1923年，《小說世界》創刊，《本社啟事》裏有一條：“本刊文字不拘新舊隻取立意高尚有藝術趣味者。”【60】實際情況是，第一期的《小說世界》的確新舊雜陳，作者除了熟悉的舊派文人麵孔，王統照、沈雁冰等人的大名也赫然在列。但新文學家的名字自第二期始就消失，企圖融合新舊文學的雜誌成了舊派文學陣地，其中內情並不複雜，即新文學家不屑與舊派為伍。據茅盾說，他與王統照的文章之所以上《小說世界》，是因為他被商務編譯所王雲伍所騙，對王的行徑，幾十年之後的茅盾仍耿耿於懷。【61】
在《小說月報》的由舊而新、由激進而穩進以及《小說世界》的創刊中，讀者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他們不僅以消費者的身份在暗中參與刊物的運作，而且還發表重要見解，商務印書館當局無疑是最有權力的讀者，《小說迷的一封書》發出大眾的心聲，他們的傳統文化趣味部分地矯正了《小說月報》的激進。讀者的傳統文化心理又直接促使《小說世界》的創刊，這一個基本上由舊派文人把持的刊物猶如老《小說月報》的借屍還魂。挾五四新思潮，新文學尚不能擊潰舊派文學，而且，《小說世界》與《小說月報》並立，這顯示出在消費文化語境下讀者成為文學刊物如何走向與能否存在的決定性因素。這種狀況在三四十年代仍在延續。這一時期的許多文學雜誌有一個命運捉摸不定的特點，通俗地說，就是辦雜誌的人不知道雜誌的明天在哪裏，一些刊物隻出幾期、甚至一兩期就停辦。原因是多方麵的，譬如政治一直在幹涉文學，左翼以及同情左翼的雜誌經常遭到當局的查封。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一些刊物沒有得到讀者認可，而在讀者中有良好口碑的雜誌往往銷量大或持續時間長。顯然，要讓讀者喜愛，辦刊必須以服務廣大的讀者為宗旨，如《雜誌》、《天地》等就是這一類刊物。不過，上海是一個魚龍混雜之地，純文學刊物其實不需要降低格調，隻需保持開放的心態就有立足之地，《現代》與“左聯”刊物《北鬥》都曾是成功的案例。下文將以《論語》、《萬象》為例，論述文化市場中迎合市民趣味、走大眾路線的海派文學刊物，在讀者閱讀期待的牽引下，它們有趨舊、趨俗之勢。
對於《論語》，邵洵美在《畫報在文化界的地位》裏表明了明確的辦刊意圖，“用圖畫去滿足人的眼睛；再用趣味去鬆弛人的神經；最後才能用思想去灌溉人的靈魂。第一步工作是《時代畫報》的；第二步工作是《論語》半月刊的，最後一步工作才用得到我那位朋友所希望的所謂正經的刊物”【62】。從這句話能看出，邵洵美是一位有誌於改造人的靈魂的文人，但他在做基礎的工作。在他的計劃裏，《論語》就是滿足市民趣味的刊物。為了實現這一點，《論語》自一創刊就設有“群言堂”欄目，供讀者發表意見以利於刊物盡可能地走近讀者。邵洵美接手後，又增設“編輯隨筆”，力倡讀者與編者合作辦刊，這無非也是一個讓讀者趣味主導辦刊方向的動作。再者，《論語》的專號值得關注，一是專號多達20期，二是邵洵美主編《論語》時他總在不斷地尋找能投合大眾的好題目。如就第91、92期“鬼故事”專號的起因，邵洵美說那“不過因為最近常和朋友討論我國通俗小說的種種問題”【63】，在他看來，承接《紅樓夢》、《水滸傳》等傳統的通俗文學勢力衰退了，但是，“通俗小說自有它存在的理由。況且著作家、出版界不是正在設法來捉住或創造大量的讀書大眾嗎？通俗小說第一個條件當然是‘刺激’或‘麻醉’。我想無論你的目的與希望是如何的高如何的大，先從淺近處著手是不會錯的。有了讀者，作品方才會發生效力。所以通俗小說就應當是一個極重要而有趣的問題。‘鬼故事’是通俗小說題材的法寶之一種，利用這法寶我們可以達到種種的目的，我們於是有了編輯這個專號的念頭”【64】。通俗的“鬼故事”是講給大眾聽的，其實就是大眾愛聽刺激的鬼故事，所以邵洵美編了兩期“鬼故事”專號。邵洵美還編了“家”、“燈”、“癖好”、“吃”等百姓喜聞樂見、文人也能寫的專號，與林語堂時期的“美術批評”、“蕭伯納”、“西洋幽默”、“現代教育”等專號不同，邵洵美編的專號，“單從選題上就可看出編者的民間傾向”【65】，這個評語很確切。眾多有傳統文化意味的專號能說明，讀者的傳統文化趣味在導引編者辦刊。
40年代的《萬象》是“知識精英作家與市民通俗作家合作聯辦的刊物”【66】，老板平襟亞、首任編輯陳蝶衣皆是通俗作家，第二任編輯柯靈則有一批新文學家供稿。在陳蝶衣時期，“《萬象》自出版到現在，雖然還隻有短短的一年餘曆史，但擁有的讀者不僅遍及於知識階級層，同時在街頭的販夫走卒們手裏，也常常可以發見《萬象》的蹤跡，這可以證明《萬象》在目下，已經成為大眾化的讀物”【67】。從陳蝶衣得意的語氣看，他對《萬象》的成績很滿意，而且，《萬象》的大眾化是他計劃之中的事。大眾趣味製約下的《萬象》，除了登載通俗的科學、地理、人文小品，在文學板塊，作品以老海派的居多，新海派如予且、施濟美等也發表不少小說。柯靈任編輯期間，《萬象》有不少新文學家支持，但當紅作家張愛玲、張恨水等撐起《萬象》的另“半邊天”。可見，《萬象》是一個中國氣派的雜誌，甚至曾是一個有很濃的舊派氣息的雜誌。
讀者的傳統文化閱讀趣味也對海派文學著作的出版產生了一定影響。譬如，邵洵美的頹廢文學是滯銷商品，新感覺派的先鋒文學也沒有聽說過有很好的銷路，相反，雅與俗、傳統與現代兼容的著作，如張愛玲的《傳奇》、蘇青的《結婚十年》、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等深得讀者喜愛，常常不斷再版。讀者擇取文學著作的眼光當然不是單一的，像張資平則以渲染情欲而成為暢銷書作家，但不能否認的是，傳統文化閱讀期待確實對文學出版有一定的導向作用。據鄭逸梅在《平襟亞的早年生活》裏回憶，作為出版人的平襟亞，能敏銳地捕捉文學市場的行情，他出版了大量的古典書籍、舊派文學著作，它們不是“銷數之廣，為從來所未有”，就是“薄利多銷，頗受社會歡迎”【68】。可見，讀者的傳統文化趣味是一種消費傾向、是一杆風向標，在出版前的預判、出版以後的再二、再三版中，它均有重要的引導作用。
讀者的傳統文化心理作用於辦刊、文學出版，最終受到影響的是文學創作。當刊物的大眾化方向確定以後，作家的稿件必定是大眾化的，否則，作品就難以與讀者見麵，作家將可能麵臨經濟上的壓力。像《論語》的市民趣味，尤其是《論語》的專稿，它們對作家的文學創作顯然是一種規範。同理，海派市民文學在出版界的走強對作家也是一個刺激，它吸引海派作家多創作大眾化作品。總之，讀者的傳統文化心理對辦刊、文學出版是一種導向，而這種導向又在引導作家創作，從民初到20年代再到三四十年代，市民傳統趣味的大眾文學因而得以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