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現代，城隍廟是道教在上海的一個最重要廟宇，是海派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海人有一句口頭禪“白相城隍廟”，即“到城隍廟玩耍”的意思。然而，現代上海的城隍廟，曾經多災多難：一是道教文化遭到民國政府的冷待、壓製，城隍廟之外的許多道教廟宇被征為他用，城隍廟雖然幸免，但香火清淡了不少；二是連續不斷的火災致使城隍廟幾乎完全損毀，直至1927年，重建後的城隍廟才重新對社會開放。對這一段城隍缺席的曆史，時人蔣通夫在《上海城隍廟竹枝詞》裏有描述：“十年不舉城隍會，會首恐防存不多。偶爾揮毫間遣興，他時掌故問如何。”【18】城隍的不在場似乎讓作者有一種失落感，這種心態顯然不是個別人的，眾多市民也需要城隍廟，“由於廟宇修繕一新，加上管理比較得當，城隍廟的香火非常興旺，並由此帶動附近的商業”【19】。對城隍廟的功能，當年的阿英在《城隍廟的書市》中有如下記述：“熟悉上海的人，都知道城隍廟，每天到那裏去的人很多很多，有的帶了子女，買了香燭，到菩薩麵前，求財乞福。有的卻因為那裏是一個百貨雜陳、價錢特別公道的地方，去買便宜貨。還有的，可說是閑得無聊，跑去散散心，喝喝茶。至於帝國主義者，當然也要去，特別是初到中國來的，他們要在這裏考察中國老百姓的落後的風俗習慣，以便在《印象記》一類書裏進行嘲笑、侮辱。”【20】可見，城隍廟白相，對大眾而言，包含有乞求神佑與世俗享樂兩層意思。外國人將城隍廟當作一個了解中國人的窗口，他們顯然注意到城隍廟所包含的中國傳統精神，確實如阿英所言，城隍文化有頗多陋習，但它們也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分。
城隍廟之所以能凝聚人氣，在於它是道教的活動中心。城隍廟裏安放有城隍神，它們是城邑的保護神，上海的保護神主要有兩位：漢代的霍光、元明期間的秦裕伯，在平日，它們在廟裏接受市民的叩拜，在特殊的日子裏，它們還要出巡。“‘三巡會’就是城隍老爺出巡。據傳，城隍‘出巡’起源於明太祖時。城隍出巡，每年有三次，分別於清明節、中元節（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十月初一）這三日出巡。城隍‘出巡’，主要是賑濟厲鬼。”【21】可見，城隍的出巡，目的還是保一方平安。由於城隍出巡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該項活動異常隆重，據相關野史逸事記載，每一次城隍出巡，所到之處均人山人海。這也引起有關人士的反感，如現代人心真的《城隍出巡》：“青天白日照堂皇，迷信神權忒也狂。百業蕭條不景氣，居然求教到城隍。”【22】道教在中國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由此可見，上海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雖然親近科學，但中國道教對他們也有親和力。除了“三巡”，上海城隍廟還有很多道教活動，如正月十五日的上元燈會、二月廿一日城隍誕生、三月廿八日的城隍奶奶誕生祭祀、四月立夏的新麥上供等。可以說，一年到頭，城隍廟內的宗教活動最少也有數十起，而幾乎每一次又都與百姓的世俗生活相關，因此，民眾都熱情參與，結果是，上海的民間風俗許多由城隍而起。
城隍神能保佑一方，因為它是冥界的高級官員。人死為鬼，鬼入冥界，得去城隍那裏報到；如有孤魂野鬼，或者其他很落魄的鬼等，城隍會賑濟、寬慰他們。總之，城隍神的職責就是將陰間的鬼管理好，使冥界成為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這樣，鬼們便不會作祟害人。顯而易見，城隍文化其實就是中國鬼文化的一部分。鬼魂一說很早就出現了，遠古時期的中國人相信有鬼的存在，他們對鬼既恐懼又虔敬，中國鬼文化在此基礎上日漸成熟。從中國民間生發出的道教，自然最有資格與鬼文化攀上關係。除主管城隍廟之外，道教在上海還有很多“鬼”事務，如太平公醮等，據熊月之在《鄉村裏的都市與都市裏的鄉村》中說：“上海道教習俗，每年到了夏末秋初的七月，在會館、公所以及裏巷等都循例設壇建醮，廣延道士，上海人謂之‘打醮’。據說許多人死後，幽魂墜入了餓鬼道，全靠打醮來齋施他們。”【23】需要指出的是，中國鬼文化是一個複合體。除上文所論之外，一是它一直有原始的民間宗教特性；二是儒教崇拜祖先鬼；三是進入中國的佛教為了生存也認可中國鬼文化。例如，中國人在先人死後要給他設一個靈牌，又會請道士做道場，還要請和尚做法事。據現存的一些民國資料看，上海的一般人家都會這麼做。因此，鬼文化是典型的三教合一文化，或許，道教與鬼文化的聯係更為密切，因為它從發源時就結合有中國民間的鬼神文化，如東漢時期的太平道、五鬥米道等。總之，鬼文化活動繁多，這說明中國儒佛道文化在上海因有市民基礎而繁榮，它們構成海派文化的內在特質。
綜上可知，從市民的宗教信仰到風俗民情再到日常娛樂，傳統文化在海派文化中都占據重要位置。海派文學就誕生於這種文化語境中，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儒佛道文化的影響。如果聚焦於海派文學刊物就能發現，《現代》等固然先鋒，但不少雜誌如《論語》、《萬象》、《禮拜六》等重視文學的中國傳統文化趣味，它們或有海派名家做主編或有重要作家賜稿支持，傳統文化顯然占有文學的一席之地。總的說來，儒佛道文化在上海迎來一個興盛期，傳統的強勢繁榮注定了海派文學必然受到它的製約與影響。文學語境能決定一個時代的文學風貌，這已無須證明，如新文化語境之於五四新文學。海派文學有色彩鮮明的現代都市語境，所以，海派文學是一種現代都市文學；但海派文學還有另一種語境，且它對海派文學產生重大影響，海派文學傳統文化因素的攝取以及文學精神的傳統傾向與其有重大關聯。無論或儒或佛或道，中國傳統文化都製約海派文學的書寫。
三、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下的海派文學
海派作家是都市作家，但海派作家也有鄉土文學。張資平對故土梅縣自然風光、地方風俗的敘述已引起多位論者注意，如有人以為“重視民風民俗的寫真是張資平反映客家地域文化的一種藝術”【24】，不僅張資平早期的小說有這個特點，30年代他在上海所寫的兩個自傳也喜歡渲染故鄉風情。蘇青作品的寧波鄉土風味很足，她寫外婆家的山水人物，也寫吃、拜堂、坐月子等寧波民俗圖畫。沉湎於洋場的穆時英、施蟄存等人一邊過著現代生活、卻批判都市，一邊想象鄉土並讚許田園風光，尤其在《桃園》、《漁人何長慶》等小說中，施蟄存筆下的鬆江、錢塘江畔小鎮與上海是一個對立的世界，前者有田園牧歌情調，後者是一個庸俗、醜惡的世界。這足以讓當時的沈從文引施蟄存為同調，他讚許這些小說“略近於纖細的文體，在描寫上能盡其筆之所詣，清白而優美”【25】。施蟄存的《上元燈》、杜衡的《懷鄉病》等所回望的是傳統士大夫式的鄉村，有儒家的和諧、道家的自然，它們是文人鄉土理想的體現。以上能說明，上海傳統文化語境下的鄉土文學有著多樣性，如蘇青的鄉土散文熱辣、淺近，施蟄存的鄉土小說有道家的自然風度，這取決於：一是海派作家來自不同的鄉土；二是作家的學養、個性、興趣等即作家的傳統文化底蘊以及取向有別。海派鄉土文學顯然不能與30年代京派、東北作家群以及“山藥蛋”派的鄉土文學相提並論，這是因為海派作家是都市作家，鄉土文學是他們的“業餘”創作。海派文學中真正值得進一步剖析的是，鄉土文化製約了都市書寫，換言之，在聲光電化的都市文學中，鄉土文化是一種內在的神韻。哪怕是以都市人自居的邵洵美、張愛玲等，他們的創作都與農業文明有莫大關聯，如《金鎖記》、《傾城之戀》等是例證。
儒家血緣文化與鄉土密不可分，但這並不意味著關注鄉土問題的作家就認可血緣文化，至少在創作上，新文學往往反家族文化，顯然，現代觀念在理性上顛覆了情感認同。海派文學則有所不同，這不僅體現在虛構的小說詮釋了儒家家文化，如彰顯儒學家庭價值觀的徐訁於小說《舞女》、《賭窟裏的花魂》、《花神》，張愛玲小說《創世紀》、《連環套》，予且小說《金鳳影》、《乳娘曲》等，而且，在紀實類作品裏有類似家譜的自傳出現。張資平在20世紀30年代連續出版兩本自傳，它們使人聯想到《申報》上的修家譜公告。在《脫了軌道的星球》，他數典不忘祖，以虔敬的心態敘述高祖發家、買田地、造屋，富蔭子孫，家族人丁興旺；在《資平自傳：從黃龍到五色》，他又重複了一次，雖然隻是概述，但語調未改。這種家族式自傳在新文學裏也有一些，但身為新海派，似乎應該現代，張資平卻很傳統，這正是海派文化表麵洋芯裏土的外顯。當然，張資平的個人因素也不容忽視，他從小就深得長輩關愛，活在先祖的光輝裏，而且也是一個乖孩子，一直渴望做光宗耀祖的事，所以，這兩本家譜式的自傳既與傳統語境相得相宜，也是張誇耀家族的肺腑之言。再如，晚年張愛玲在美國完成一本很有意思的《對照記》，它應該是作家的自傳。巧合的是，李歐梵先生認為“它是一本家譜”【26】，在美國的張愛玲在為自己做傳記的時候，為什麼要鄭重其事、充滿感情、濃墨重彩地敘寫先人，而且是與自己沒有直接關係、且未謀過麵的祖母、祖父？這當然與作家的文化選擇有關，也是老年張愛玲的孤獨心境使然，但自認為是上海人的張愛玲或許還沒有擺脫海派文化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佛教文化的複興對現代文學產生了一定影響，有學者認為：“在20世紀上半葉，上海曾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也是佛學研究的中心之一，許多新文學作家與佛學研究者都集中在這裏生活和寫作。同居一城，接觸自然有緣。”【27】作為傳統，儒家思想與道教常常是新文學家抨擊的對象，佛學則因為它特有的宗教意識而避免了遭唾棄的命運，因此，與中國佛教文化有緣的不隻海派文學。但海派文學與佛教的結緣方式自有特點，世俗化是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因為海派文學需要麵對都市裏的凡俗人生；而精英作家如魯迅、周作人等則無須如此，一般來說，佛教隻是他們解決大的社會問題或思考形而上的生命本質的工具，其他如虔敬的佛教徒許地山則寄希望於佛教救世。
當海派文學的佛學題材或主題遭遇都市的物欲主義時，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情欲與佛理的衝突。一方麵，佛教在上海重新興盛；另一方麵，上海又是一個物化的都市，一切高端、時尚的物在誘惑人去消費，而以四馬路為中心的色情文化又不間斷地散發淫蕩的氣息。這種文化上的矛盾在海派小說裏多有展現，如施蟄存小說《鳩摩羅什》。葉靈鳳也是這方麵的行家，小說《摩伽的試探》寫道：一個男子因為發現妻子有外遇，憤而離家出走，一個人躲進深山靜修，以至數年以後，人們認為他佛法無邊、大慈大悲。其實，是不是真“和尚”他自己最清楚，他根本就是一個俗人，男根一直蠢蠢欲動，所以，他也就經受不住佛的考驗。《曇華庵的春風》寫女尼月諦的故事。年輕的她漸通人事，在春日裏，在本能的驅使下，在陳四與金娘的開導下，她竟然性欲強烈到不能自控，最後，死於春情。這些小說通常都質疑佛教的清規戒律，嚴酷的戒條往往很輕易就被塵世欲望所衝破，但這不僅不違背中國世俗的佛教精神，而且，海派文學有迎合海派讀者胃口的嫌疑，因為享受人生而祈求能得到佛佑應該是中國人、更應該是現代消費主義環境下的讀者的內心願景。因此，佛法如果是人生俗趣的羈絆，它理所當然是嘲諷、批判的對象，這也正體現出海派文學佛教題材作品的世俗化傾向，當然，也不排除其他作家偶有類似之作，但消費主義環境更有利於這一類作品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