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學明顯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千絲萬縷的內在聯係，它甚至有傳統化傾向。促使海派文學傳統特質生成的要素有：現代上海的中國傳統文化語境、讀者的傳統文化心理、作家的傳統文化認同等。
第一節 中國傳統文化語境與海派文學
一、“中國傳統文化語境”概念的提出
從文學的文化語境角度解讀海派文學是研究的一種慣用方法，如吳福輝認為，在新海派文學之前，“四馬路的文化趣味反映到文學上，便是鴛蝴文學、黑幕文學和老海派的通俗文學”【1】。而新海派文學的生成是因為，“上海現代消費文化環境的生長，由四馬路始，至大馬路基本完成，30年代中期真正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南京路作為現代化商業文化街成熟了”【2】。從南京路輻射開來的現代文化，自表至裏都有現代的飛揚、時尚、頹廢，諸多文化現象、大眾的文化心理、審美趣味作用於文學創作，一種現代質的新海派文學得以形成。後來，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李今在《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裏都沿著這條路徑研究海派文學，他們對海派文學語境的剖析各有獨到之處，對海派文學現代一麵的論述也各有可圈點之處。從上文能看出，文學的生成文化語境是研究海派文學的一個很好視角，從現代都市文化到現代都市文學，這猶如從土壤到植物，沒有文化語境就無相關文學的生成。
上文談的是現代文化語境與海派文學現代品質有因果關係，然而，海派文學是否隻有單一的現代文化語境？海派文學是否隻有單一的現代品格？吳福輝的研究似比較全麵，他還兼及傳統文化對海派文學的影響，但是，在他看來，傳統文化是一種難以卸脫的負重，他真正看好的是海派的叛逆與現代，所以，他有所忽視海派文學的傳統語境，自然，傳統不能成為海派文學的一種精神取向。事實上，海派文學還有另一種語境，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語境，它絕不是簡單的“負重”，而是海派文學得以生成的文化語境。
傳統文化之所以能作為海派文學的文化語境，在於傳統文化是海派文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海派文化，所達成的共識是，它是一種“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雜糅文化，換言之，它融合有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文化，是一個文化雜種。由於海派文化是古老中國大地上難得一見的新型文化，更因為現代是中國人的夢想與追求，所以，海派文化往往被理解為現代都市文化，它的現代性被重點解讀，而它的傳統一麵則被忽略。而從現代文化角度研究海派文學，實際上就是把現代都市文化從海派文化中抽取出來，並將它看作海派文學的生成語境，海派文學的現代品格由此而來。必須指出的是，既然現代文化是海派文學的一種語境文化，那麼，作為海派文化一部分的傳統文化理所當然地也是海派文學的語境文化，因為各種傳統文化現象、大眾的傳統文化心理、審美趣味等同樣作用於海派文學創作，所以，以其為視角研究海派文學就有可行性。
二、海派文學的中國傳統文化語境
海派文學的傳統文化語境，恰好與現代文化語境對立，按道理說，它們是敵對雙方，但在近現代上海，海派文化的混雜使得這二者既矛盾又融為一體，前者以保守的農業文化為底蘊，後者憑持的是時尚的都市文化。因此，海派文學的傳統文化語境指的是以儒學為核心的儒佛道文化在上海的複興與繁榮。
在鄉土文化方麵，近現代上海有兩個方麵值得關注，首先是同鄉會館林立，活動頻繁。“據不完全統計的52所地緣性會館、公所，成立於同治朝之後的有31所，占59.61%，成立於民國初年至30年代者有10所，占19.2%”【3】。這些會館在民國期間十分活躍，有的還參與革命活動，如潮州會館與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革命有密切聯係，會館旗下的潮州和濟醫院直至新中國成立後還在營業。會館之後，與會館並行不悖的同鄉會在上海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上海特別市政府社會局登記的119所同鄉會中，僅有5所成立於辛亥革命前”【4】。以1919年5月為例，在《申報》上不僅可以看見許多同鄉會的活動公告，而且，上麵還登載有同鄉會籌備公告，如蘇州旅滬同鄉會、杭屬八縣同鄉會、嘉定旅滬同鄉會等。下麵是蘇州旅滬同鄉公鑒：“蘇州旅滬同鄉會組織已粗有頭緒，茲定於夏正4月19日（星期六）在新閘路平江公所開成立大會並選舉各項職員。調查勢不能周，為此登報布告。凡屬舊蘇州府治諸同鄉請於4月初10日前向（廣西路寶安裏底籌備事務所）索閱草章、報名人冊，以便將台銜覺印名錄分送各同鄉查照、選舉，弗延為荷。蘇州旅滬同鄉會幹部啟。”【5】同鄉會館或同鄉會幾乎每日都有廣告在《申報》上，這說明會館與同鄉會在現代上海的活動十分頻繁，而且，它們還深得大眾的信賴，否則，沒有社會基礎，這類組織就會萎縮以至消失。
從會館或同鄉會的功能看，它們主要是為一方鄉土之人謀福利的組織，團體的鄉土性、封建性顯而易見，因此，同鄉會館其實就是他鄉裏的“故鄉”。會館主要從事的活動包括：一是祭祀，供奉地方的鄉土神；二是處理同鄉的身後事宜，或扶柩返鄉，或安葬在義塚；三是下設一些福利機構，如同鄉學校、醫院，同鄉子弟或能免費入學、就醫；四是為同鄉兩肋插刀，處理個體無法完成的事情；五是熱心家鄉的地方事務。總之，它們所辦的事都無法規避鄉土親情，它們承載大眾的深入骨髓的鄉土文化負重，是移民凝聚鄉情、宣泄鄉思的載體。
同鄉會所凝結的鄉土依戀與血緣的宗族製度有關。農耕將中國人限製在土地上，而聚居在土地上的基本單位是家或家族。一個人不隻是自身生於一地、長於一地、死於一地，而且，他的先人、後裔往往也如此，再擴展，外戚通常也住在周邊，所以，鄉土是血緣的鄉土。費孝通先生以為：“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6】鄉土的血緣性意味著移民的生命緊緊地植根在鄉土，生命意識與鄉土情懷交融在一起。
其次，在近現代上海，修家譜之風十分興盛。以姓氏、家譜等為標誌的家族最適宜在穩定形態下生存，在人口流動頻繁的現代都市，人們無暇也無心去留意族裔的繁衍、流向。但在上海，民眾其實很在乎家族的狀況。以《申報》為例，如在1919年5月15日有“寧波鄞縣前徐徐氏修譜通告”與“慈溪羅氏修譜廣告”【7】，又如1920年1月5日有“浙江紹興山陰州山吳氏修譜”【8】、6日有“鎮江東鄉黃墟殷氏重修族譜”【9】、8日有“浙江湖州下塘田村吳氏重修祠宇宗譜通告”與“洞庭東山安仁裏嚴氏修譜廣告”【10】，這類公告數量之多，堪與同鄉會公告媲美。這說明，以儒家為核心的鄉土文化在現代上海仍處於重要地位，農業文明與儒家文化心態仍是市民的一種基本心態。綜合以上所論，我們可以說，近現代上海將農業文明、鄉土氣息、儒家血緣文化編織成一張文化之“網”。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在曆經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極盛之後，因封建王朝的滅佛或對佛教並不特別重視與扶持力度不夠，佛教在明清期間處衰敗之勢。不過，在近現代，佛教進入一個複興時期，而複興的中心是上海。近現代是一個動蕩時代，也是中國文化一個小小的黃金時期，統治階級因忙於戡亂無暇顧及意識形態，中國文化就有了難得的發展良機。上海尤其如此，因為租界為各類文化人提供了自由說話的公共空間。佛教在上海走向複興的另一個原因是社會需要：有識之士認為佛教可以救國，如章太炎等；有宗教責任感的僧人瞅準時機，推動佛教改革以拯救佛教；亂世之人心向佛教。還有一個原因是，上海是一個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城市，現代書刊、文化市場等有助於佛教文化的傳播。
佛教在上海複興的標誌之一是上海聚集了眾多的高僧大德。釋寄禪於1912年2月與諦閑、圓瑛、太虛等百餘人在上海留雲寺集會，商討成立中華佛教總會，4月在靜安寺總會成立，寄禪任會長，各派高僧彙聚一堂。圓瑛大師創立圓明講堂，傳臨濟宗，並多有佛學著作。震華法師於1942年5月任玉佛寺住持，同時創辦了佛學院，創刊《妙法輪月刊》，又設立佛學圖書館，附設弘一大師紀念會並精研佛學。1947年，持鬆當選為靜安寺住持，並任該寺佛教學院院長，創辦了《學僧月刊》。【11】上麵隻是略舉幾例，高僧還有很多。他們自己有大德，還整飭佛風；他們整理佛學經典，自己研修佛學也頗有心得，又搭建佛學交流的現代平台，還創立佛學院傳授佛學。他們的所作所為救治了萎縮狀態中的佛教，也讓佛教成為現代上海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支。
佛教複興的另一個標誌是上海佛學書局的創辦。近代上海有不少虔敬的居士，他們對佛教的複興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上海佛教居士林的基礎上，1922年，上海出現世界佛教居士林與佛教淨業社兩大居士團體。而上海佛學書局，“係由近代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佛教同人於1929年（一說1930年）發起創立的”【12】。上海還有其他佛教出版機構，如上海大雄書局、上海般若書局等，但它們的規模、影響不大。另外，非專門的上海有正書局、醫學書局也出版很多佛學著作，在《申報》上經常能看到它們的廣告，如在1932年12月8日第13版上有醫學書局的“研究佛學之要目”的廣告，著作有“佛學小辭典”、“佛學大辭典”、“六祖壇經箋注”、“三藏法數”等十幾種。佛學書局在《申報》上幾乎天天露臉，出現在廣告上的有多種信息，如佛學書籍、各種公益佛學講座、《佛學半月刊》、《海潮音》雜誌等。《佛學半月刊》是佛學書局的一塊牌子，“作為創辦較晚的《佛學半月刊》是近代上海、也是全國佛教界創辦的佛教報刊中發行量最廣、刊期最長（除不及《海潮音》外）的一種”【13】。《佛學半月刊》於1930年創刊，至1944年停刊，時間之長略遜於書局後來代理發行的《海潮音》。但是它的發行量為其他同類雜誌不能比擬，在1932年就達到1萬份，1935年高達1.8萬份，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因為在當時的上海，許多雜誌的發行量隻有2000份。佛學書局與其他出版機構所從事的佛教文化活動，大大地促使佛教文化走向繁榮，也讓凡眾再一次麵對麵地感受佛教的宗教情懷。
無論佛教會還是居士林，它們都注重向大眾傳播佛音。以佛學書局為例，除了出版雅俗共賞的《佛學半月刊》之外，它還灌製佛化唱片，又在電台上播佛教節目。“於1933年3月1日起，首家獨倡在上海南京路永生無線電台播誦佛學問答，並誦《金剛經》一卷。”【14】“為了使電台播誦經常化、製度化，從1936年起，還在上海佛學書局門市部（愚園路154號）二樓開辟了一個佛化播音會的專門電台——上海華光電台，每天全天播音，周波1480。”【15】佛學書局的做法風行一時，在三四十年代，據粗略統計，播講過佛經與佛學的電台不下20家。佛學還有另一條大眾化之路，那就是通過報紙宣揚佛理。《申報》上經常有這種廣告：“此頁報紙上印有佛號，請君閱報至此請虔誦南無阿彌陀佛，應盡敬禮，不可輕褻。或十遍，或百遍，或千遍，當獲現世十種功德。”【16】無處不在的佛音顯然能強化市民對佛的敬仰，位於上海的靜安寺、龍華寺等有著眾多的善男信女，每逢特別的日子，進寺拜佛的信眾如同趕集。時人餘槐青有《靜安寺》竹枝詞：“商場遊客斷交通，盡入龍華盛會中。佛不佑人偏自佑，寺僧都作富家翁。”詞下注：“靜安寺每屆浴佛節，商場羅列，香客雲集，收入甚豐，故富有資產。”【17】詩歌透露的信息之一是：佛教興盛的社會基礎著實厚實，民間信仰佛教蔚然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