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混雜多元的海派文化與海派文學
作為地域文學，海派文學的最佳研究角度應該是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是一種地域文化、市民的大眾文化，較之全國其他地域文化，海派文化或許多了一點政治色彩，但政治性顯然不是它的重要特征，部分海派作家可能有一定的精英意識，但它不足以脫離地方進入精英文化圈。地域性的海派文化是一種現代都市文化，這是海派的與眾不同之處，但它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現代都市文化？人們一般地將它的特點概括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如果說得好聽一點，海派文化就是一種開放、包容、多元的現代文化，這顯然是貼近海派文化特點的一種觀點。海派文化究竟主要兼容了哪些文化？
上海作為眾多有租界的口岸城市中的一個，它之所以能崛起並生成出海派文化，原因眾多，最根本的一個因素是它地處江浙，瀕海而襟江；再就是，江浙原生的地域文化為吳越文化，而從上海生發的海派文化承接了這種文化。海派文化之所以是吳越文化的發展，除了上海位於吳越中間地帶這個要素之外，市民大都由江蘇人與浙江人構成是主要因素。據統計，在1910年，公共租界的江蘇籍市民為180331人，占總人口數的43.6%，浙江籍人為168761，占40.8%；1920年，江蘇籍市民為292599，占42.9%，浙江籍市民為235779，占34，5%；1930年，江蘇籍人為500576，占55%，浙江籍有304544人，占33.4%，法租界內的人口比例大致也如此，老城區以本地人為主，所謂本地人，其實就是吳越人，可見，上海市民的主體是江浙人。【1】而這個有著眾多移民的城市最終有了自己的方言，“原有吳語土話提供上海話發音基礎；蘇州和寧紹兩地方言彙入近代上海話主流，形成上海話的發音特色；反映近代都市生活方式的詞彙層出不窮是近代上海話最突出的優點。”【2】吳越方言在上海話中的優勢地位也充分表明，吳越文化是海派文化的基礎。為什麼麵向現代的都市文化即海派文化隻在吳越文化區域內而不是在廣州、廈門或天津產生？這需要了解吳越文化的性質。自中晚明以來，吳越一帶工商業發達，這種生機雖然因政治氣候的緣故時有衰弱，但自上海開埠以來，本地工商業日漸繁榮。而且，又因為吳越經濟自古以來就發達，再加上中原戰亂，致使帝王貴族文人南遷江浙，前者如東晉，後者如南宋，這使得吳越文化理所當然地有雅致化傾向。可見，近古以來的吳越文化有兩個特性：一是商業意識強，當地人務實、開放；二是喜文雅，江浙人的素質較高。毫無疑問，中晚明以來的吳越文化是一種開始疏離古典的近代文化，無論在商業意識還是人文精神方麵，吳越文化所表現出來的近代性與西方的現代文化都有一定的相似性。王陽明、黃宗羲打破了士農工商的四民排序，提出新“四民”說，這種突破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因為工商業在吳越社會的經濟生活中舉足輕重；王學後來成為異端之學，有較為強烈的求個性解放傾向；況且，人性解放思潮在明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吳福輝先生認為：“吳越文化在不斷推進中，與敦厚、保守、缺乏更新的中原文化漸漸疏離，這才為現代文明的進入，先期地掃出地盤。”【3】此言極是。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上海人”能與洋人“和諧”相處，而廣州人、天津人卻不能。雖然他們之間也因為民族矛盾有過隔閡與衝突，但吳越文化的近代特性、“上海人”重商務實的作風、較為平和的個性終究消弭了裂隙。為避太平天國與小刀會之亂，華人進入租界，從此，華洋雜居，吳越文化不斷地吸納西方文化，最終現代文化以其炫目的光環遮蔽了吳越文化。
吳越文化的近代性逐漸為海派文化的現代性所掩蓋，隻有進入這個階段，成熟的海派文化才形成。在外觀上，上海有現代建築、街道、商場、電車等；在社會組織上，上海不僅有洋人納稅人會議、工部局，而且華人也努力參與社會事務，成立有華人納稅人會議等，再如一些書局還組織有讀書會或讀者俱樂部，這說明現代市民社會開始出現；在文化上，咖啡館、電影院、現代型的書局、舞廳、報刊等陶冶市民的心靈；在個人意識上，在中外文化的滌蕩之下，在生活的高壓下，上海市民更加的世故、開放。因此，將海派文化界定為現代都市文化與其說是誇大，還不如說是大體吻合現實狀況。
然而，在注重海派文化現代性一麵的同時，務必不可以忽視現代都市裏的“鄉土氣”。換言之，完整的現代上海都市文化除了近代吳越文化、西方文化之外，它還應該包含有中國傳統文化，首先，這就像吳越文化也應該有傳統文化成分一樣，拿海派一詞來說，它最先出現在繪畫與京劇界，與北派相比，它們的創新令人注目，盡管其中不乏貶低的成分在內，但海派仍以其“新”贏得尊嚴。不過，無論海上畫派如何有新意，無論海派京劇如何媚俗，它們畫出來的畫仍是中國畫，在台上表演的仍是中國的京劇。其次，傳統文化在上海全麵複興，它成為海派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或許可以概括為“表麵上新，骨子裏舊”，基於這種事實，有學者對以租界為核心的海派文化有如是說：“實在所指的大約是西方文明與中國精神，如油和水的混合，油浮其上，而內裏還是中國的老一套，那麼這種判斷大致上是符合上海租界文化的實際的。”【4】中國精神如果專指以農業文明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文化，它顯然與西方現代文明相悖，但在這二者之間，有一個中介即近代吳越文化，它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滋生出來的有一定新質的文化，一方麵它與傳統有著割不斷的聯係，另一方麵吳越文化又與西方文化有許多相似性，所以，中國精神與西方文明其實並不是分層次堆積著，它們是雜糅在一起的。總之，海派文化主要由近代吳越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混雜而成，在現代中國，再也沒有一種地域文化像海派文化一樣，如此包羅萬象。而海派文化的優點與缺點都在這裏，混雜意味著不倫不類，混雜又意味著開放、多元。對這種狀況，熊月之先生在《鄉村裏的都市與都市裏的鄉村》一文裏指出：“近代上海是世界性與地方性並存、摩登性與傳統性並存、先進性與落後性並存，貧富懸殊，是個極為混雜的城市。”【5】
多元的海派文化，既崇新又守舊，既媚俗也雅致，既特別注重物欲也創製精神文化，一切要素之中，現代應該是海派文化的主要傾向之一，因為現代是中國人的夢想，崇新與追逐時尚是上海人的作風。除此之外，現代的海派文化還是一種包容性極強的文化，海派文化的現代性不但對中國傳統沒有作徹底否定，相反，它包容中國傳統，並將傳統文化引入現代語境中。例如，在現代，上海固然出現了現代市民社會，但封建性的同鄉會館同樣林立於上海；上海是一個物欲的現代都市，但傳統色情業最為繁榮。顯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現代並不總是顛覆傳統，而是可以雜糅有傳統。通俗地說，現代文化以它的優勢吸引市民向其靠攏，但大眾同樣也將傳統精神帶入現代文化之中。這似乎可以描述為：新生的海派文化沒有與中國傳統切割或者並不試圖切割。
海派文化製約下的海派文學，顯然不是“現代”一詞就能概括盡的。海派文化是多元文化，海派文學也呈多元態勢。誠然，海派文學是現代時期最富有現代都市氣息的文學，但是，海派文學也有鄉村回望；海派文學是一種麵向市場的文學，消費決定了它媚俗，然而，中國第一個成熟的現代派——新感覺派是陽春白雪，它不是市場的寵兒，另外，“頹加蕩”詩人邵洵美所辦的刊物多數虧本以至變賣家產都在所不惜；顯然，在現代與傳統的關係上，海派文學並不是一味否定傳統，而主要體現為現代與傳統的交錯，有時甚至有以傳統批判現代的“新古典主義”傾向。海派文學將都市與鄉土、現代與傳統、俗與雅驚人地摻雜在了一起。例如，長期為人所詬病的“鴛鴦蝴蝶派”，其實也並不是隻會遊戲，陳蝶衣在任《萬象》的主編時，他明確地將雜誌定位在“大眾讀物”上，“‘大眾是需要教育的！’我們每一念及，就不禁凜然感覺到肩上所負文化使命的重大”【6】。這一句話似乎言過其實，至少會讓新文學家發笑，但《萬象》對大眾的啟蒙作用未必就輸給純正的新文學期刊，從文類看，它上麵登載有長篇的社會言情、武俠小說，也有新海派張愛玲、予且等人的短篇小說，還有科學小品、曆史掌故以及人文地理等方麵文學性強的說明文，尤其是後者，它們不僅能拓展讀者的視野，而且，啟蒙之光對大眾國民性的重塑無疑有一定的作用。舊海派複雜，新海派也不單純。拿新感覺派來說，作家們對現代都市不無認可並享受現代文明，可是，對現代都市他們何曾沒有絕望過？在施蟄存、杜衡、穆時英等人的小說裏，鄉土是可親的、中國傳統哲學是都市人的心靈棲息地。守舊的居然是“洋場少年”。可以說，海派文化的複雜性決定了其文學多樣性，在現代時期，再也沒有一種文學如海派文學一樣開放、駁雜。海派之外的文學，如五四啟蒙文學、左翼文學、京派文學，雜音當然有，但它們往往很微弱；至於海派文學，它是組合的多聲部，或許它有一個主調，可它不能阻止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聲音的發出。究其原因，在於左右啟蒙、左翼等文學背後的文化資源並不似海派文化一樣混雜，如啟蒙作家之於民主、科學的西方啟蒙思潮、左翼作家之於馬克思主義等，這種比較單一的存在斷裂現象或試圖與傳統斷裂的文化信仰決定了創作風貌的整一性。
二、海派文化視角下海派文學的研究現狀
從文化角度看海派文學，它的商業性在20世紀30年代就引起廣泛爭論。曾經在上海賣過文的沈從文，並不欣賞上海作家的態度，他在《上海作家》裏以為，“一個舊‘禮拜六派’沒落了以後，一個新‘禮拜六派’接替而興起。兩者之間的不同處，區別不過如此：一是海上舊式才子，一是海上新式才子而已”【7】。這種於民族無益隻“製造出一種濃厚的海上趣味”【8】的海派，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9】的產物。這場由沈從文挑起的文學論爭，吸引眾多文人如杜衡、魯迅、曹聚仁等參與其中，總體而言，身在上海的文人大都否認自己是海派卻並不像沈從文一樣痛斥海派，如杜衡認為，海派文人生活上的困窘導致了海派文學創作的商業化，魯迅先生也較為偏袒海派、將海派界定為“商的幫忙”【10】，對沈從文等的京派姿態亦有諷刺。總之，海派的商業化為婦孺所知，沈從文鄙薄海派的商業氣息，在上海的文人多數欲與海派劃清界限，這一是因為海派的末流確實淪落，二是正統儒家思想製約著現代作家的人生觀、文學觀，為民族的新生而創作是他們的自許，因此，純粹的商業寫作或為藝術而寫作都為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所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