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聯大時，吳宓與湯用彤、沈有鼎、錢穆、姚從吾等人租住在校外以東的一幢西式樓房，美其名曰“天南精舍”。教授們知道吳宓做事認真，便推舉他為社長，雇人買菜、做飯、挑水、送信，費用攤派。本來是件小事，吳宓卻製定了詳細的規章：房租按照每人房的大小，有五元、六元、七元三種房，夥食和雜費由全體入住的社員平攤。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回憶：我們七個人各分居一室，每次吃飯前，吳先生挨室叩門叫喚，不得遲到。遇到空襲的時候，我們結隊避難，一切由吳先生發號施令，儼如在軍遇敵，眾莫敢違。
內戰激烈的時候，吳宓謝絕了嶺南大學、台灣大學的邀請，堅持陪老友陳寅恪留在四川，直至新中國成立。政治運動頻發的時代，吳宓慘遭衝擊，異常淒涼。
苦戀又花心
吳宓有句經典名言：“除了學術和愛情問題，一概免談。”在學術上，他嚴謹博學而自信，可麵對愛情卻猶疑反複無所適從。
他自幼熟讀《石頭記》，喜歡林妹妹，進而對世界上所有的女子都有一種“發乎情止乎禮”的熱愛，認為“女子都是水做的”。在他幾十年的日記當中，“心儀”的女子有十數個，且範圍極廣，有同學，有學生，有朋友的女兒，甚至朋友之妻。且用的都是“愛稱”，諸如憲初、雪梅、賢、薇、敬、絢、錚、絳珠、彥（毛彥文，又名海倫）、F、K、H 等等。
吳宓智商高，情商基本為零。
1921年8月，吳宓從美國留學歸來，赴杭州會晤同學的妹妹、曾多次寫信對他表達愛慕之情的陳心一，兩人見麵13天後就閃婚了。也就在杭州，吳宓第一次見到了活潑雅趣的毛彥文，埋下了情變的禍根。毛彥文是吳宓清華室友朱君毅的表妹，與表哥有婚約。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吳宓經常看到毛彥文寫給朱君毅的信，被其才華與活潑折服。奈何當時毛是朋友的愛人，他隻能把這份情愫深埋心底。
閃婚的代價是慘重的，特別是對於表麵上恪守舊道德而內心充滿浪漫情愫的吳宓而言，數年後，他就覺得對妻子是“敬而不愛”，兩人感情急劇降溫。到了1923年5月，毛彥文因“近親不能結婚”與表哥朱君毅解除婚姻，重回單身，吳宓內心起了波瀾，不顧一切瘋狂地追求毛彥文。
已是三個孩子父親的吳宓不想因離婚而壞了名譽，於是試探著向妻子提議，可否效仿舜帝之娥皇、女英，兩女伺候一夫。陳心一異常氣憤，嚴詞拒絕；吳宓又婉轉地向毛彥文表達此種想法，又受到了毛的嗬斥。吳宓悶悶不樂，向好友陳寅恪詢問，結果陳寅恪當頭棒喝：“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
愛情是盲目而衝動的，吳宓終於決定了要拋妻棄女，轟轟烈烈地追求他心中的海倫——毛彥文了。周圍朋友極力反對，吳父更是公開斥責：“無情無禮無法無天，以維持舊禮教者而倒行逆施”，吳宓卻一意孤行。離婚後，他一直擔負著妻子和三個孩子的生活費用，與前妻書信往來，朋友之誼仍在。毛彥文因失戀而發奮求學，於1929年赴美留學，在吳宓高調的、不懈的追求之下，毛彥文自感年歲見長，感情蹉跎，竟也漸漸接受了他。1930年，根據清華教授的休假製度，吳宓公費赴歐洲遊學一年。在歐洲期間，吳宓拜訪了艾略特、莊士敦、葉慈等眾多名人，名聲也水漲船高。人紅架子大，正是在歐洲學習交流期間，吳宓一反從前的小心翼翼，多次措辭強硬地寫信、拍電報要求毛彥文迅速趕往歐洲，並許諾與她結婚。
1931年7月，吳宓與毛彥文的巴黎相會，吳宓卻不提婚事，毛彥文頗覺委屈，不禁淚下哭訴：“你總該為我想想，我一個30多歲的老姑娘，如何是好？”吳宓不為所動：“人事常受時間空間限製，現在我的心情變了。”當晚兩人談得投入，不覺窗外暴雨大作，天色已晚。吳宓便提議毛彥文上床休息，對毛彥文說：“我反對《西廂記》的張生，我讚成《紅樓夢》的寶玉，賈寶玉從不對林妹妹動手動腳。”當夜，兩人同睡在一張床上，但吳謹守“非禮勿動”的古訓，表現出謙謙君子之風。翌日兩人又談論了兩個多小時，可幾乎都是指責與爭辯，這讓吳宓大失所望。他還在日記中這樣記述：“是晚彥雖哭泣，毫不足以動我心，徒使宓對彥憎厭，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