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二十世紀初偉大的教育家，倡導學術自由，鼓勵百家爭鳴，聚集了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錢鍾書等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師；他開創了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他領導的清華出了李政道、楊振寧、李遠哲三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為新中國培養了14位“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他雖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卻從未在治校中倡導黨義，堅持民主治校；他身居高位，卻清貧如洗，太太擺過地攤，打過短工，身後事都是學生捐款資助的。
責任與擔當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始建於1909年的遊美肄業館，由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建立。梅貽琦就是被錄取的第一批庚款直接留美生，第二批庚款直接留美生有竺可楨、趙元任等。1911年，遊美肄業館更名清華學堂，民國建立後更名為清華學校。1925年設立大學部，開始招收四年製大學生，同年開辦清華國學研究院，聘請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大師。1928年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擁有文、法、理、工等院係。這年11月，梅貽琦被任命為清華留美監督處監督，當時校刊發表消息說：“近來，監督處開支浮濫，梅先生兩任本大學教授及教務長，公正廉潔，到美後必有一番改革。”
梅貽琦赴美後，對監督處進行了全麵改革，一是裁減冗員，不設專用司機，飯由他太太韓詠華做，秘經貽書兼管買菜、購物等，將開支節省到最少；二是親近學生，清華留美學生隨時可去監督處活動交流。
他在美國期間，清華校內卻連續發生“校長風潮”。南京國民政府起初任命羅家倫為第一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獨斷專行，推行“黨義”，導致清華師生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驅羅”運動，終於迫使羅辭職離校。羅走後不久，又經過“據喬（喬萬選）”、“驅吳（吳南軒）”的運動（俗稱“三趕校長”），清華出現了長期無“校長”的局麵。在此期間，清華教授和學生們一再發表“清華校長人選標準”。其中有一次定了五條：1.無黨派色彩；2.學識淵博；3.人格高尚；4.確能發展清華；5.聲望素著。反複一再物色，梅貽琦被推到了前台。
1931年12月，梅貽琦到清華就職，召開大會發表演說，多年後讓師生們依然記憶猶新：“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個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貽琦做事低調，名氣顯然不比北大校長蔡元培、蔣夢麟和胡適，他的治校的基本理念是“民主”“無為”，形成集體領導的良好製度，建立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製。他身兼三會主席，在會上總是傾聽各種不同意見，慎重考慮，決不輕易表態，使會議所作決定在公平、公開、公正的前提下保證其科學性、民主性，既能增強清華的凝聚力，也有效避免了工作中可能的失誤。正因為他的“無為”，使得清華的人才引進和教授延聘讓大家口服心服。清華經濟係元老、法學院的創始人陳岱孫回憶道：1929年我到清華教書時，清華辦大學已經四年了。那時的清華，報名人並不太多，例如錄取150名學生，報名不過400人左右……而梅貽琦任校長，不到10年時間，清華便聲名鵲起。原因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二是推行集體領導的民主製度，具體體現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製。
梅貽琦雖然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卻對政治不熱情，也不願意自己的學生參與政治事件。
1935年底，南京政府與日方簽訂《何梅協定》，將華北五省列為“自治區”，致使北方門戶大開，全國嘩然。清華進步學生蔣南翔發出著名聲音：“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從而揭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一二·九”運動。當局為了控製學生鬧事，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派軍隊到清華清查，宋比較開明，嚴令士兵們不許用槍彈。清華的學生們情緒激憤，居然搶了軍方的槍支，還扣留了領隊的團長，打翻了運輸的車輛……並成立了“護校組織”，儼然以清華園為堡壘，大有長久對抗的意思。梅貽琦聞訊大驚，倘若軍方以“暴亂”為借口，和平請願很可能演變成一邊倒的屠殺。他趕緊派人去找北平市長、宋哲元的心腹秦德純，期望能控製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