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爺性子
俞平伯出生在書香門第，無論學識和家境都遠非一般人可比，故而養成了優容豁達的少爺性子。
1920年，俞平伯和傅斯年等人一起赴英國留學，然而剛入學兩個星期，俞平伯便不見了。聽說俞平伯要回國，傅斯年趕緊追去堵，攔住一問，其理由居然是“想家”，傅氣得火冒三丈，嚴厲批評，無奈俞去意已決，兩人鬧得不歡而散。後來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他到歐洲來，我實鼓吹之，竟成如此結果，說不出如何難受呢！平伯人極誠重，性情最真摯，人又最聰明，偏偏一誤於家庭，一成‘大少爺’，便不得了了；又誤於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我自問我受國文的累已經不淺，把性情都變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長歎。但望此後的青年學生，不再有這類現象就好了。”
俞平伯與朱自清早年相識，因文結為摯友。1928年11月，伴隨朱自清12年的妻子病逝，朱帶著6個孩子，平時連飯食都無法自理。同在清華執教的俞平伯吩咐家人，每天都給朱家7口送來三餐。朱自清要算夥食費，俞平伯堅持不收。
推讓之下，俞平伯隻好每月暫收15元，可是全部都用於朱家的夥食上去了。
1931年，俞平伯在北大兼課講古代詩詞。當時北大師生都在嚐試寫新詩，俞平伯已經出版了多部新詩集，儼然博古通今的高手，學生們問他如何才能寫好新詩，他想了半天，慢吞吞地說道：“寫新詩摸索了很久，覺得此路難通，還不如改寫舊詩。”學生嘩然，其實，他所謂的難通，不是指內容的意境，而是形式的格調。
新中國成立後，不少知識分子都開始接受思想改造，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研究學術。俞平伯卻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觀點對中國古典文學解釋不通，並於1954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堅持“《紅樓夢》不是對封建製度的批判，而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傳”，結果遭到了最高領袖毛澤東的批評。“文革”中，俞平伯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他卻老老實實糾正批判他的人“：我不是權威，我不夠。”審問者令其交代：“寫過什麼毒草？”俞答“：我寫過《紅樓夢研究》。”對方沒聽清，驚訝失聲“：啊《，紅樓夢》是你寫的？”俞連連搖頭“：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紅樓夢》不是我寫的！”
葉兆言曾回憶，尚在“文革”中，他和姑姑去北京西單附近吃烤鴨，那時正處於相對平靜。大家偷偷上館子，大快朵頤，熟悉的人見麵都不打招呼，因為吃喝畢竟有資產階級的嫌疑。葉兆言半大不小，見到對麵桌上的一個和藹老頭，“圓圓的大腦袋，穿著舊衣服，看上去像個淘氣的老和尚，胃口極好，不停地吃，津津有味”。經姑姑告知他才了解，“這老頭是毛主席親自點過名的，叫俞平伯，跟咱們家世交。”
俞平伯做事及為認真，他寫得一手好字，給朋友寫的信猶如印出來的一樣。但每次他寫完信，都是馬馬虎虎往信封裏一塞。別人展開時，通常是皺巴巴的。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這位大少爺出自江南名門俞家，數世單傳養尊處優，一向由傭人伺候，像疊信紙這種書童幹的活，他老人家才不往心上去。
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作的時候，俞平伯和妻子住在農家做雜物間的土屋，居然怡然自得，還寫詩道：“爐灰飄墜又飄揚，清早黃昏要掃床。豬矢氣熏柴火味，者般陋室叫延芳。”“螺螄殼裏且盤桓，牆罅西風透骨寒。出水雙魚相照活，者般陋室叫猶歡。”
1971年，因受到周恩來總理的特別照顧，年過七旬的俞平伯夫婦才得以回到北京。翌年尼克鬆訪華之後，中美關係溶解，不少海外學者來華時紛紛求見俞平伯，在高層領導的過問下，組織上專門派人為俞平伯調整住房、補發工資。某位領導送補發的工資時，俞平伯點完錢問：“這隻是本錢，利息在哪裏？”對方一臉驚愕，說沒利息。俞平伯說：“工資是國家給我的，扣這麼多年就是錯誤的，今天你們來送就是很好的證明。還本付息是個常識。”來人無以答對。俞又說：“其實我並不在乎幾個錢，我是對有些人信不過。他們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擔心他們從中貪汙。”來者麵紅耳赤。
1975年夏，社科院文研所工作人員在農場勞動之餘，到乾隆時修建的團河宮參觀。俞平伯也隨之前往，當他聽說有塊罪己碑，是因為乾隆皇帝為修建團河宮耗資過大而下的罪己詔刻製而成，頓時擠過人群，走到碑前，仔仔細細看完了整個碑文，很感慨地說了一句：“連封建皇帝都知道做個自我批評。”在場的人均暗暗佩服老先生的勇氣。當時“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已經鬧得民怨沸騰，但“四人幫”依舊在興風作浪，搞什麼“評水滸，批宋江，批投降派”，就是不做自我批評。俞平伯一句話，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