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誣蔑魯迅是“買辦”，他於是取筆名“康伯度”，為英語“買辦”的音譯。錢鍾書之父錢基博先生在其《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中評價魯迅“頹廢不適於鬥爭”，有人將此話轉述給魯迅，魯迅哈哈一笑。
上世紀20年代，在北京文化界有個“現代評論派”，以胡適、陳西瀅、徐誌摩等人為主，其成員多是歐美留學歸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以周刊《現代評論》為主要陣地，為資產階級張目，支持北洋當局，對群眾革命運動持否定態度。
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時候，現代評論派的精神領袖梁啟超作熱情洋溢的歡迎詞，梁的學生徐誌摩不僅自願擔任翻澤，且以弟子自居；胡適也與泰戈爾詩歌相贈。魯迅對這幫人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依舊玩小資情結很看不慣，在其雜文《罵殺與捧殺》中嘲諷道：“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誌摩，各各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紹介了：‘唵！嘰哩咕嚕，白雲清風，銀磐……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於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決不至於還胡塗，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製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於他是不至於如此隔膜的。”
1924年至1925年間，北京女師大進步學生們反對校長楊蔭榆嚴格控製學生運動，要求撤換校長。北洋當局支持校方，對學生們嚴加訓斥，魯迅等學者支持學生，教育部長章士釗很生氣，下令解除魯迅在教育部的職務。魯迅遂向平政院起訴，狀告章士釗違法，結果魯迅勝訴，官複原職。勝訴後，魯迅卻立即辭職，表示不願意跟章共事。魯迅辭職後，有人聞訊前去拜訪，見魯迅抽的是昂貴的海軍牌香煙，覺得奇怪，魯迅解釋道：“正是因為丟了官，所以才買這貴煙。丟了官多抽幾支好煙，也是集中精力來戰鬥的好方法。”
1926年3月18日，北京城爆發了“三一八慘案”，起因是3月12日日本軍艦駛入天津大沽口挑釁，目的在於幹涉北伐，繼而日寇糾集列強各國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施行無理要挾。北京各界無比憤慨，舉行遊行請願，結果遭到軍警開槍鎮壓。魯迅先生為支持學生，寫下了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北洋當局對先生下了通緝令。迫於無奈，先生隻得南下。
1927年初，魯迅到中山大學任教，國民黨高層想拉攏他，陳公博、孔祥熙、戴季陶等人均送帖子請他吃飯，他一概拒絕。請帖送來的多了，他便統統拿到樓下傳達室去展覽，並貼上一張條子，上書四個大字：“概不赴宴！”
國民黨背叛大革命之後，魯迅先生深感失望，前往上海，此後一直寓居滬上。1929年夏，“左聯”成立，魯迅應邀入盟，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說：“梯子之論，是極確的……假使後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
在上海，魯迅與革命者多有交往，卻不參加革命，他總說：“革命的領袖者，是要有特別的本領的，我做不到。”雖然先生不是共產黨員，但方誌敏、胡也頻、殷夫、柔石等對他都有同誌般的信任。方誌敏在監獄中寫下的文章，正是通過魯迅先生才得以發表於世。
為了保護進步青年，魯迅先生屢次被國民黨當局通緝。曾有人向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告密，說魯迅他人躲在租界，卻用化名在教育部旗下的刊物上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說“：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麵。隻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有位學生從南京到上海探望生病的魯迅先生，後又寄信說，他考慮到魯迅在病中，想申請將他的通緝令取消，但怕冒然行事惹先生不快，所以先寫信請魯迅同意並諒解。魯迅回複道：“謝謝你的懇切，但我的餘命已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讓他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