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夕，陳寅恪謝絕故友邀請，留在了廣州。1953年，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曆史研究所第二所長。陳寅恪寫了《對科學院的答複》，信中說：“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我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他還提出兩個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特別強調“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做擋箭牌。“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朋友都勸陳寅恪不要這樣提，陳卻堅持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
1955年，廣東文化廳廳長杜國庠向陳寅恪先生表達了全國政協擬請陳先生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意願。陳先生說：“我眼睛看不見，耳朵還是能聽得清的，那些個政協委員說的東西，盡是歌功頌德，不講真話，沒有什麼意思，我聽著聽著都氣得把收音機關掉！另外，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怕冷，不適應北京的寒冷。請你轉告周先生，我還是不擔任政協委員。”杜隻好搬出周恩來說：“邀請陳先生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正是周恩來先生。”並且說：“隻要先生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凡是在冬春寒冷季節開的會，陳先生可以不去開會。當然，願意去開，也一定會照顧好陳先生的。”陳這才表示同意。
“十年動亂”時期，陳寅恪先生也遭到了衝擊，1969年5月，已經臥床多日的陳寅恪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對著年邁多病的妻子，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挽歌《挽曉瑩》：“涕泣對牛衣，卌（四十的意思）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於淒風苦雨中溘然長逝。
最博學之人
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統而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係吾友而實為吾師。
——吳宓
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傅斯年
梁某著作等身，比不上陳先生寥寥幾百字有價值。
——梁啟超
陳寅恪在現代中國史學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國外影響也很深遠。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汪榮祖
陳寅恪先生為中國最博學的人，卻完全沒有俗世的聲名。
——日本學者白鳥庫吉
牛津聘請陳寅恪，證明中國的學術已經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但是以陳寅恪的學問，他在牛津講學，能聽懂的恐怕寥寥無幾。
——現代中國第一位女史學家陳衡哲
讀陳寅恪的論文若幹篇。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胡適
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對青年學人，隻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
——季羨林回憶恩師
章太炎：民國之狂士
浮光掠影
章太炎（1869.1.12-1936.6.14），中國浙江餘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後易名炳麟，因欽慕明末反清大儒顧絳（顧炎武）而改名為絳，號太炎。幼年受祖父及外祖的民族主義熏陶，他不滿於清朝的異族統治，奠定了貫穿其一生的華夷觀念。他師從樸學大師俞樾、譚獻等，青出於藍。早年曾與康有為、梁啟超在上海辦《時務報》，參與維新；1902年逃亡日本，與梁啟超、孫中山結交，極力牽合二派合作；1903年，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指斥清帝，引起震驚中外之“蘇報案”；1906年再次赴日，參加同盟會，任《民報》主筆，與保皇派《新民叢報》論戰；民國後被袁世凱聘為顧問，因同情國民黨，遭囚禁；1917年7月，參與護法運動，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秘書長；1930年後，開館讀經，力主對日強硬，屢次諷刺蔣介石。1936年6月14日，因鼻竇癌卒於蘇州錦帆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