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陳寅恪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職稱，並收到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聘書——這是牛津大學創辦三百餘年來，首次聘請一位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陳寅恪到香港準備去英國，整個歐洲的漢學家風聞，皆雲集英倫等待。其實當時歐美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極少數人外，鮮有能聽得懂陳先生之講學者。因為陳在講課時引經據典，夾雜不少古文，功底不深者根本聽不懂。可惜陳寅恪抵港未久，二戰的戰火燒到歐洲，地中海不能通航。陳寅恪無奈中隻能準備返回。
一心做學問
中國近現代文壇大師如雲，能稱為“純儒”的隻有陳寅恪。他一生隻知治學，不黨不政；學貫中西，始終以國學為研究重心；提攜後進，從不搞門第之爭。
陳寅恪家學淵源，祖父是晚清重臣、湖南總督陳寶箴，父親是被譽為中國最後一個傳統詩人的陳三立，“同光派”領軍人物。關於陳三立的名氣，略多寫一筆：民國年間，英國詩人泰戈爾訪華，由徐誌摩陪同，專門拜訪陳三立。泰戈爾以印度詩壇盟主的身份贈給陳三立一部詩集，並希望陳也同樣以中國詩壇領袖的身份回贈他一部。陳三立謙遜地說：“您是世界聞名的大詩人，是足以代表貴國家詩壇，我不敢以中國詩人代表自居。”其虛懷若穀，令泰戈爾汗顏不已。
在家風熏染下，陳寅恪少年博學，年紀輕輕就出國巡遊拜師。當時留學生以“自由”之名盛行離婚，首當其衝的是徐誌摩、陽翰笙，其他人則慫恿不已，視作“愛情的革命”。唯有陳寅恪和傅斯年從不摻和，同學中說這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幹淨的”。
陳寅恪性格孤傲沉靜，他與近代史上政學界許多大腕均有交情，卻鮮有提及。他在日本留學時，與魯迅先生同讀於東京弘文學院。但陳一生留下的詩文與回憶文章，幾乎看不到他與魯迅的交往經曆，倒是在魯迅的日記中可看到“贈陳寅恪《域外小說》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等記載。據陳晚年透露，等遊學歸來時，魯迅已經如日中天，幾乎成了青年人心中“先知先覺”的聖人，後來魯迅去世，以“民族魂”之旗覆蓋棺槨，陳說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成為“謬托知己”的“無聊之徒”，然後“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
陳寅恪在德國留學時，與傅斯年、羅家倫、金嶽霖、宗白華、周恩來等均有交往。某日晚，陳寅恪在柏林一家華僑飯館用餐，無意中和周恩來、曹穀冰等幾人相遇，打過招呼，同坐一桌。由於這群年輕人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頗為雄辯，曹氏等人都說不過他，於惱羞成怒中放下麵包，掄拳便打，把勸架的陳寅恪也掄了幾拳。周恩來自感力不能敵，與陳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誤入了老板的房間。周與陳二人把門關上，用肩膀拚命抵住，任憑外麵如何叫陣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走後方才出來。為此，陳寅恪曾笑著對友人說道：“沒想到他們竟把我也當作了共產黨，其實我那天什麼也沒有講，隻聽他們辯論。”當周恩來官至總理時，陳寅恪再也沒有提起這件陳年舊事。
回國後，陳寅恪在清華任教，護國將軍蔡鍔欽佩其學識，曾多次登門造訪，二人引為知己。陳寅恪還曾受湖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闓延聘，擔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長一職，當年留日同學林伯渠任總務科長，後來因為陳對官場不感興趣，掛職而去。譚延闓最終成為國民黨南京政府主席，林伯渠成為中國共產黨五老之一，兩人對陳寅恪的治學精神甚是佩服。不過陳寅恪很少向外人說起他與兩者的關係。
1949年，毛澤東訪蘇，斯大林居然突然問起貴國大學者陳寅恪的行蹤，讓毛澤東大感意外。原來斯大林的《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澤東答應回國後再查找，後來查知是在廣州中山大學，便囑咐要好好優待。英國女王訪華，專門提及陳寅恪，說陳是國際大學者。人民政府對陳寅恪禮遇有加，而他孤傲如舊。吳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記中曾有記錄：“寅恪兄說中山大學較康樂便適，政府於是特別尊禮，毫不係於蘇聯學者之請問也！此後政府再三敦請，寅恪兄決計不離開中山大學而入京：以義命自持，堅臥不動，不見來訪之賓客，尤堅決不見任何外國人士，不談政治，不評時事政策，不臧否人物……決不從時俗為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