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元年四月十日，蔡世文自殺身亡，其兄弟思官接管萬和行，當時萬和行欠各種債務多達188605兩銀子。盧觀恒見狀，願意以繼承萬和行的貿易為條件，由自己負責償還這筆債務。
嘉慶七年，當同泰行行商麥覲廷處於困難時，盧觀恒又代其償付稅款10000兩銀子。
嘉慶十一年，萬成行行商沐士方因經營不善，欠了英方很大一筆債，沐士方將自己的貨物房產變賣抵押，僅估銀二萬，不夠償還英國人的債務。盧觀恒見沐士方資不抵債，願意分三年替他還清，萬成行有盧觀恒做保證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才與萬成行簽訂茶葉貿易合約，繼續經營生意，不久，萬成行便在盧觀恒的幫助下擺脫了困境。
盧觀恒對有困難的行商的援手幫助隻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廣東十三行的商人都是這樣對待同行的，都希望同行興盛起來，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
以後的事實證明，十三行的商人做到了這一點，他們使廣州成為清代對外貿易中心。據清宮檔案記載，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稅銀僅52萬兩。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稅銀達到110萬兩。到鴉片戰爭前，洋船多達200艘，稅銀突破180萬兩。十三行成為了清政府的“南庫”。
屈大均在《廣東新語》裏曾經寫道：“洋船爭出是官商……銀錢堆滿十三行。”1850年，廣州在世界城市經濟十強中名列第四，1875年仍列第七。廣東商人這種互幫互幫的做法，不僅使他們自己富裕了起來，也促進了整個廣東的經濟發展。
廣東十三行商人在他們之間的這種互幫互助中順勢而起，成為了豪商大賈。有一個真實的事件反映了十三行商人的財富之多：
道光年間，1840年9月18日，廣東十三行聚集地發生火災，火光衝天，焚燒15000餘戶，洋行11家，毀掉白銀4000多萬兩。大火7天不滅，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公裏，火熄後結成一條銀鏈，牢不可破。
三、實用主義，講求實利
廣東商人注重實際，很實在，很現實。他們不太喜歡不切實際的幻想，也不太喜歡奢談什麼大道理。他們感興趣的是事物本身是否具有實用價值。對廣東人來說，也許黑格爾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比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式的抽象說法更符合他們的性格。
倡導“經世致用”是嶺南學派的一貫學風。番禺“東塾先生”陳澧研究經學完全是抱實用主義態度，他說：唯求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有功於古人，有裨於後人，此之謂經學也。反對學者陷入曆史上長期糾纏不清的經學與理學的爭端。名重一時的南海“九江先生”朱次琦也認為：讀書者何也？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處事。先以自治身心，隨而應天下國家之用。廣東人與北方人之間有著非常鮮明的對比。如果說北方人追求外在的評價與讚賞所引起的心理憐憫這種由外入內的境界，廣東人則更喜歡由外在的物質結構和功能構成的物我合一的世界；如果說北方人對事、對物、對人注重形式和外表，廣東人則更傾向於實在的內容和價值；如果說北方人重視行動計劃的完美，廣東人則更看重行動的可能性和現實性，並在行動中不斷修改調整自己的計劃。在對待西洋文明和外來文化上，北方人大多數總是先從道義、原則和義理上做審慎的選擇與吸收；廣東人則是先大膽學習、引進和為我所用，變他物為我物。先思考後行動、重經驗、講原則、重道義，是北方人的習性；先行動後思考、重實幹、講效益、求實用、重感覺、輕理論，是廣東人的特點。
最能體現廣東人實用主義觀念和務實精神的莫過於對姓“資”姓“社”的態度和方式。
北方人習慣於用傳統的價值標準和思維方式，去看待和評價廣東人的所作所為。自20世紀70年代末廣東人得到中央的“尚方寶劍”和特別通行證後。率先進行了一係列的大膽的破除傳統的經濟改革措施。如珠江三角洲地區允許大批境外資本家前來投資辦廠，雇用工人；私人企業、個體經濟迅速壯大，在整個經濟結構中的比重不斷增加，成為最具活力的經濟增長點，與國營企業的嚴重虧損形成鮮明對比；在深圳最早開展風險性較大的業務，出現了一批腰纏萬貫的大款；等等。內地人到深圳、廣州等地一看，真是花花世界，生活水平確實高，遍地燈紅酒綠的高樓、賓館，滿街是手持高端手機的老板、經理……和內地一比，這還是社會主義嗎？於是內地人除了羨慕廣東人、特區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之外，就開始品頭論足，說長道短，什麼“廣東人搞資本主義”、“深圳除了市委門前的五星紅旗，與資本主義還有什麼兩樣”、“特區就是資本主義的試驗區”等等說法，在內地廣為流傳，使許多未到過廣東的人信以為真，以為廣東人雖然富了，但廣東是否真的在搞社會主義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