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華僑商海外經商
廣東商人發展起來後，不少商人到海外經商而成為僑商。僑商是廣東商人的一大特色。僑商的出現，標誌著廣東商人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一個嶄新的廣東海外商幫使得廣東商人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華人外出南洋等地經商的時間較早，明代在南洋一帶形成一股從事貿易經商的華人勢力，到清代，僑商的勢力就更大了。廣東潮州人有許多在泰國經商，並且得到了泰國國王的封爵，他們對泰國的社會和經濟影響力很大。廣東嘉應商人羅伯芳在乾隆年間出國，到達印尼婆羅洲，憑借他雄厚的資本以及他助手吳元盛的大力支持，在加巴士河中遊一帶籌建華僑公司，經營農、礦、漁業和製糖業，商業大獲成功，其勢力遍及婆羅洲。
明萬曆八年（1580年）開始，西班牙殖民者看到當地華僑勢力強大，對當地經濟發展關係影響重大，特在馬尼拉對岸巴色古河沿岸地方，為中國商人建設絲綢市場，其間從事貿易的有許多廣東商人。他們與當地居民友好相處，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明萬曆年間，中國絲綢、瓷器由商人販運到墨西哥等拉美地區，還有不少華人在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從事造船和其他行業。清代，粵人僑居海外分布極廣，日本、朝鮮、呂宋、越南、馬來、緬甸、印度、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澳洲、新西蘭、美國、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秘魯、智利、巴西、英、法、荷、毛裏求斯、馬達加斯加、南非好望角等地，都有廣東人的足跡。廣東人散布海外，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因而海外流傳這麼一句話：“太陽無時不普照粵人社會。”明清時期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廣東人，在大工業較少的國家，主要從事商業。以中等商人和小商小販居多，他們對溝通當地城鄉關係。促進商品流通，發展工農業、手工業的生產，以及城市的建設和繁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明清時期，廣東有許多人移居國外，其規模之大，令人驚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廣東雷州人鄭玖等明朝遺臣率部數千人投奔安南王，曾為安南王開辟疆土，他們在現今柬埔寨王國的何仙之外，建立了石迪和歌毛兩個市場。
由於全世界普遍處於資本積累時期，廣東在海外的僑商因人數眾多而顯出勢力，但就個人擁有的資金來看，鮮有商業巨子出現。
對於廣東僑商來說，清代後期，尤其是清末民國年間，是他們獲得長足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廣東人出洋僑居更是成為了一種風俗，出洋的範圍也擴大了。其中經商致富者不乏其人，出現了許多大獲成功的商業巨子。1841年前後，當時馬來西亞的三發、坤甸一帶盛產黃金，廣東籍商人世間就進入該地從事開采金礦的活動，還成立了“大港公司”進行經營，成為當地富甲一方的大商人。1846年，廣東潮州人劉建發，赴沙撈越（現為馬來西亞婆羅洲島西北部的一個州）不久，即攜同鄉親種植柑蜜、胡椒，還與同鄉沈亞堯共創義順公司於古晉，除從事出口貿易外，兼營碩莪粉廠等，後成為富商。又如近代南海商人簡照南於清末創順泰輪船公司往來日本、南洋及歐美各大商埠，並在香港創辦南洋煙草公司，後回上海投資建廠，擁資1500萬港元，成為名著上海的僑商巨子。僑商在經商過程中積累起商業資本，這些商業資本又多轉化為產業資本，為獲取豐厚穩定的利潤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商業資本大量向產業資本轉化，而不是向土地資本、宗族資本、官僚資本、高利貸資本大量轉化，這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出現。在這個過程中，僑商走在廣東商人的最前麵。
三、粵商的地域風格
廣東商人從地域的角度也可分為四大類，即廣府商人、潮汕商人、客家商人以及當代的新客商，身上還保留著來源地的文化傳統及風俗習慣，但又受嶺南文化影響的新客家商人。這四大類商人各自具有獨特的經營風格。
（一）頭腦靈活廣府商
廣府商人精明開放，勇於冒險，他們接受新鮮事物快，商業頭腦發達。廣府商人指以廣州為中心、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廣東商人。廣府商人說廣府話，也稱廣州話、廣東話、省城話、白話，即粵語。但粵語的流通範圍還包括廣東境內的西江流域和部分北江、東江流域，廣東西南部、廣西東部的部分地區以及海外廣府僑民聚居之處。
廣府商人通常被人們看作是典型的廣東商人，他們是廣東最先富起來的一群人。他們具有開放性格，樂於接受新鮮事物，商品意識強，具有務實、精明、精幹、敢於創新等特點。
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口岸之後，廣州商品經濟的飛躍發展，廣州人的價值觀念也得到了進一步更新，他們的現代意識也逐漸產生。如開放、競爭、惜時、平等、變革等觀念漸漸深入人心。然而，也有一部分廣府商人沒有經曆現代工業文明的洗禮，其價值體係仍然在低層麵上停留著，集中表現為缺乏較高的文化素質；缺乏法製觀念及社會責任感；缺乏深謀遠慮，沒有長遠觀念，沒有大理想、大目標；一旦生活舒適，就開始滿足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