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的福利分配嚴重不公，也就是社會所產出的經濟價值分配嚴重失衡之時，無論用什麼樣的手段，都無法平複社會成員的痛苦和憤怒，這也就距社會產生大規模的變革不遠了。具體點說，當富裕的人可以肆意揮霍財富，可以奢侈浪費而衣食無憂；當貧窮的人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在社會中無立錐之地，而每日又要為生計擔憂時，這就吻合了社會巨變的前兆。從這個角度說，曆史就在眼前，觸目驚心。
我們回到GDP的話題上來，當GDP快速增長，而社會群眾極少，甚至根本無法從這經濟增長中分配到應得的利益，所支付的代價和回報不成比例，那麼他們幸福感的缺失也就成了一個必然的結局。
被誤讀的《人口原理》
前文提到一個最大經濟產值的問題，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當社會現有的資源和技術所產出的經濟產值，不能滿足現有人口的經濟需求，這該會是種怎樣的情況？答案是很悲觀的，殺戮與混亂，也就是戰爭。
縱觀古中國曆史上曠日持久的大規模戰爭，多數是一段時期內人口劇烈增長後的結果，當然不排除分配不均的並發症，但是根源問題仍然在於總的社會經濟產出無法滿足當下人口的經濟需求。當資源有限，通過提高技術而使經濟產值增加的速度無法追上人口增加的速度，那麼這種流血、死人的人間慘劇就在所難免。一種可能是靠對外戰爭擴大社會群落內所占有的經濟資源總量，比如擴大土地疆域，或者是直接掠奪到經濟價值，以供社會群落內成員維係繼續生存。當社會群落不具備對外發動戰爭的能力時，就進入另一種可能之中——內戰，通過消滅一定數量的人口，使人口數量與現行經濟能力進入可維持的狀態下。這裏要說明的一點是，無論兩種戰爭中的哪一種情形，都避免不了大規模的傷亡。還要補充的是，矯枉難免過正，在這兩種戰爭中實際消滅人口數量要遠超過當前經濟能力的臨界點，也就是說，剩餘人口離最大經濟產出所能供養人口的數量差值很大。
前文所述的現實，完全吻合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所著的《人口原理》中的核心觀點。然而這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在後世卻經常被人誤讀。一些不入流的經濟學者們聲稱這是“現存最冷酷無情、最野蠻的理論，一個摧毀了愛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美好詞彙的、絕望的係統”，他們把這簡單地認為：人口對經濟所造成的壓力，不過是落後的技術造成的經濟產能不足，因而無法承受人口增長而帶來的社會經濟壓力。他們在批判馬爾薩斯的同時，不忘鼓吹、推行自己的經濟理念和自認為更高一籌的技術。
然而技術的提高，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並不像說句話，吹口氣那麼簡單。相反，從技術的創建，到實踐的檢驗，再到社會的大規模應用，是一個複雜的工程。其進程往往非常緩慢，不僅需要相當的時間，還需要一定的成本。總之，不可能一蹴而就。況且技術並不僅限於人文科學範疇，還有自然科學技術有待提高，這兩者有機且有效的結合，才能使社會的經濟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才能使額定的資源承擔起供養更多人口的責任。
曆史為我們證明，真理始終客觀存在，而那些跳梁小醜的信口開河終歸會化為泡影，最終他們將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供後人瞻仰，並貽笑大方。
就業是個事關社會安定的大問題
曆史表明，每一個曆史階段，人口能長期穩定維持在一個數量上，必定有相應的技術能力做支撐。而人口數量每一次有了劃時代的躍遷，都和當時有重大技術產生並廣泛應用的實際狀況密切相關。反過來說，人口激增而又沒有新技術作為輔佐，那麼將是一場災難。人口數量超過了經濟能力的負載，必然會引發經濟危機，而經濟危機能引發什麼，前文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這裏就不再複述了。
技術力量推動人口數量攀升的觀點，我們從曆史中很容易就能找到印證的依據：西漢較秦的社會平均人口多，東漢較西漢的社會平均人口多，都是在技術力量提高的作用之下。而後世的相似情形，概莫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