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舉例來說，某企業要開一個工廠，圈到地之後，修了廠房也修了圍牆，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投產，而這些原因，在修廠之前又是明明可以預見到的。也就是說，在動工之前就知道，這個工廠最終不會用於投產，但是還是把這個廠房蓋了起來。最終造成的結果是，廠房和大量的土地始終閑置。毫無疑問，這是一種不打折扣的浪費。然而在修廠過程中投入的人力、財力、物力，最終都體現在了閑置的廠區之中。我們不能否認，這是一種經濟產值，所以理所當然地要將其計入GDP之中。而有效性呢？不言而喻。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發生大地震，毀壞房屋等社會經濟價值無數，政府斥巨資搞重建，百姓也紛紛投入到重建家園的活動中去，建築業運輸業等一時間繁榮一片，相信之後四川地區的GDP要比以往高出很多。然而當地的居民們是否有幸福感可言呢？要知道，他們的生活質量要比災前下降好大一截。原因很簡單，地震摧毀了過去多年的財富積累。
相似的例子不一而足，洪水等大規模自然災害都可能導致GDP升高而實際生活質量下降，至於戰爭、恐怖行動等更是有異曲同工之處。
因此，對於經濟來說，GDP不是全部，哪怕僅僅隻是對於狹義的經濟來說。浪費首先就是經濟基本原則的天然大敵。經濟產值的有效性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這正如我們不能把頭撞上一個大包，就說自己長高了個子一樣。然而從現實角度而言，計算有效GDP卻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GDP增長並不意味著人人受益，要看如何分配
GDP於社會角度來講，還有一個無法回避的缺陷：那就是無法分析出在區域內居民的幸福感。若是因追求經濟發展而喪失幸福感，那麼豈不是違背了追求經濟發展的原始目的？這顯然是一個荒唐的因果組合，而它恰恰在我們生活中存在。這個幸福感，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涉及了福利的問題。將這範圍擴大化，就是一個經濟利益的分配問題。
利益的分配，就是廣義上的政治。因此我們說政治與經濟不分家，說政治與經濟是對雙胞胎，是伴生體，是一條蔓上的兩個瓜都基於此。
理論上講，在固定的資源，固定的技術條件下，所產出的經濟價值有一個不可超越的最大值。那麼假定這個最大值現在麵臨了分配問題，參與分配的有甲、乙雙方，甲多分配一點，乙就相應地少分配了一點。究竟該怎麼分配，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原理來看，必然每個人都想給自己多分配一點。想給自己多分配利益，就要掌握分配的主導權。所以，曆史上為了爭奪這個分配的主導權，經常是殺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
而掌握了這個分配的主導權後，還要考慮到分配的結果是否能讓被分配的人接受。如果被分配的人不能接受這個分配結果，勢必會反對，會要求重新分配，甚至給分配人造成麻煩。為了避免因不公而導致的問詰，為了讓眾人接受這種不公的分配，並在未來順利地繼續執行這種分配方案，尤其是為了繼續掌握這分配主導權，權力的控製者勢必要采取相應的手段。於是，權術產生了；於是，聖君賢相出現了；於是，宗教誕生了；於是，宿命論、血統論也登上了曆史的舞台？？種種或是蒙蔽或是欺詐的手法層出不窮，皆是為了用於維護這分配利益的權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