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假設終歸是假設，有太多客觀而現實的問題並沒在這假設中得到充分的體現。比如說，關於這個“理性”的問題，就很值得商榷。每個人的出身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對世界的理解不同，價值觀也不同；所處社會的地位不同，立場也不同？？這些不同造就了不同的人在麵臨選擇時的取向也不同。因為他們對於“有利於自己”的信息有各自不同的評判標準，以至於對同一個信息有著截然不同的判斷。很可能某人在主觀上做出了最“有利於自己”的選擇，然而客觀上，他卻是做出了最不利於他的，也可以說是最愚蠢的選擇。
常識告訴我們，客觀現實通常並不能隨良好的主觀願望而轉化，從惡性的起點開始，就難以走進良性軌道，更難以通往良性的終點。從客觀上講，任何社會人都是經濟人，但是說到“理性”二字，不免就要打折扣。
而人主觀上的利己選擇，未必是對他人乃至對社會無害的，尤其是當個體的能力或者所控製的資源足以影響到整個社會時，他的利己選擇對於社會來說，可能是種災難。這便是理性經濟人假說的悖論。
我們無可否認人性中自私、利己的本能，如果任由這本能無限製地發展，就會變成貪婪、索取無度。倘若對這份人類主觀意識上的欲望再欠缺一點約束，那麼人類的劣根將徹底把自我毀滅。這點不容置疑，今天的科技足以將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毀滅幾百個來回。
那麼人的欲望是否應該徹底約束住呢？這顯然又是個荒唐的命題。首先，人性是伴隨著人類生存而客觀存在的，如果將人的欲望消滅，那麼人也就不複存在了，都成了神。退一步講，僅從物質角度來講，若是人類以維持最低生存底線為標準，那麼所有人將不再有為了物質而努力的必要和動力，而因此帶來的連鎖反應是，繁榮的社會消失了，取代的將是一片蕭條與破敗。
那麼人性與對人性的約束，究竟該如何取舍呢？這是個近乎無解的難題。對於這個問題，老祖宗曾經開過一方良藥，隻是能按方抓藥的人絕無僅有。《道德經》中說陰陽，講的是平衡；《中庸》裏講的是取中之道，不偏不倚。然而翻遍了我們的曆史，卻從未看見過平衡，隻有著單麵倒的強勢，而社會價值也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於是幾百年就有一次推倒重來，周而複始地循環。
我們的“中庸”，往往都是嘴上的，若不是教條主義，就是言行不一，而其精髓往往處於不可知不可得的境地。
GDP是塊糞味蛋糕
曆史的進程是不可逆的，一些跨時代的技術理應被我們看作壯舉。於經濟學來講，GDP這一概念的提出，絕對是一個偉大的創舉。統計學家威廉·配第（WilliamPetty）的這個發現，為後世分析區域內財富的增長提供了有效的途徑和辦法。
而後世的經濟學家也非常熱衷於以GDP來討論經濟的發展水平。他們常用做蛋糕來打比方解釋這個GDP，說GDP相當於一塊大蛋糕，蛋糕做的越大，那麼每個人可以分到的蛋糕就越多。
然而這其中又有了悖論，姑且先放下如何分配這“蛋糕”不論，我們僅以這蛋糕的質量說話：誰敢保證在做這個蛋糕中間沒有人偷工減料，或者是故意禍害人，往裏添了糞，把它做成糞味蛋糕；又有誰能敢保證這個蛋糕裏隻是雞蛋、糖、麵粉之類的可食用物質而不摻雜工業原料，比如三聚氰胺？
盡管GDP一向被認為是衡量某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可它的天然缺陷卻往往罕被人提及。首先是，隻反映了經濟總量的增長，而缺失了區域內究竟是哪一種經濟成分在統計中產生作用。破壞性活動和浪費性活動，同生產性活動一樣，也都會被計入GDP之中，因為這兩者中間同樣有經濟價值的運動和變化，但是這顯然不是健康的、有效的經濟產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