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已至此，有關聖人的“能徘徊周旋，隨事曲直而變化，總不失禮之次序”，我們便很容易理解了。前文說過，聖人是最高統治者的代名詞，而在秦篇的《戰爭福利學》中也點明了社會福利分配可能出現縮水的實質。兩相結合，再按我們最通俗的大白話一講，就是不管讓老百姓吃了多少虧，最後都能把他們忽悠樂嗬了，還認為忽悠他們的人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這才稱得上是高明的統治者啊。
總之，統治者把持著話語權，正說反說怎麼說都有理，你平頭百姓隻能聽隻能忍，任由他們在台上順嘴胡說八道而無力改變。這就是現實。禮是人家的菜園子，想怎麼種怎麼種，想怎麼摘怎麼摘。所以我們更能理解為啥“聖人”對“禮”無比喜好了。因為“禮”對統治者構不成實際的約束，借著“禮”這個噱頭，可以保證他隨意折騰為所欲為，而平頭百姓隻能無奈地陪著玩，而且有苦也說不出。
禮文化下的反腐是空談
人們常說，支撐起中華文明的內核是儒家文化，是它令中華文明流傳千年經久不衰。對於這一說法，我是存疑的。個人認為更貼切的中華文明內核是禮。這不僅是因為儒家文化脫胎於此，並圍繞此來進行，更重要的是，禮文化中所蘊涵的經濟理念和經濟行為，盡數都融合在中華曆史中，每一處都是難以回避也難以剝離的部分。
縱觀中國曆史可知，禮從沒脫離開過中國社會。隨著技術的提高，經濟的發展，曆史的變遷，它總會以適當的形式在適當的時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就像能量守恒定律中的能量一樣，既不會被消滅，又不會憑空消失，它隻會從一種形式轉化為一種形式。
因此說，禮在今天依然存在。既延續了昔日禮的核心——經濟交換原則，又有所發展，以新的形式展示在世人麵前。
我們僅以逾禮為例。
直觀些說，過去三品官和四品官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是有分別的，比如體現在用車上，可能三品官允許用白馬拉車，四品官就不行，隻能允許用花馬拉車。換在今天，廳局級幹部可以用奧迪A6做公務用車，那他下屬的科級幹部敢用更高檔次的車？恐怕連用同檔次的奧迪A6做公務用車都要引來麻煩，就別說更高檔次的車了。輕一點的，得罪上級領導，認為他不懂規矩，不講原則，之後得不到重用；嚴重一點的，保不齊紀檢委的同誌就該找上門，查他的經濟問題了。
同理，一個企業裏，中層經理的工作用車，敢超過總經理的標準嗎？也是不敢的。否則將會避免不了接到上級領導扔過來的小鞋。屆時，穿還是不穿？
再說得細一點，一個女經理拎著LV的包包上班，下屬的女職員也敢照貓畫虎地買一個拎上？恐怕也是不敢的。在工作之餘，私下裏用用還可以，如果在工作的場合拿出來，無疑是自找麻煩。
這些歸結起來，都是在禮上的僭越之舉，屬於社會行為的大忌，應該盡量避免。在享受物質生活前，一定先看好身邊的社會環境和自身的社會層級，以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根據禮文化中“拿錢辦事”和“分級花錢”的特征，我們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一個問題，如果官員被社會現實定位在較高的社會層級之中，那麼反腐就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因為他的社會地位決定了求他辦事就得支付吻合他那個級別的“禮”，而無論其是否動用手中的權力。
於理性的經濟角度考慮，如果不是因為官員手中握有權力這種特殊的情況，那麼是否有必要支付如此高昂的代價就很值得商榷了。直白點說，這點事求誰都能辦，那麼就無須花大錢找當官的辦了。正因為他有權，有些事別人辦不了，隻有他能辦，才花大錢求他辦。
然而從現實角度出發，禮這一模糊的說法，實在令我們太難分辨和界定，與官員們打交道的經濟往來中，到底哪一次是“禮尚往來”，哪一次是權力贖買。
長久在“禮”文化浸染下的中國，就像個泥潭，而社會又認可這種泥潭式的行為準則，錢權交易掩蓋在“禮尚往來”的借口下，已成為整個社會約定俗成的經濟運轉方式，這又豈是一兩句“反腐”口號可以改變的現實？因此說，在禮文化籠罩下，而又社會層級鮮明的國度，妄談反腐不過是些不切合實際的空話和大話。
五經濟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