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禮的真實含義，和我們今天常說的“想做事，先做人”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說，這“做人”實際上就是熟悉，並學習當今社會潛在的“禮”。
有錢有勢就是君子，與道德無關
我們再深入地延伸開說一說這“君子”和與之相對的“小人”。我們已知，能嚴格按照禮的標準執行，做到知行如一的，是君子，反之即是小人。那麼有這樣一個現實情況是我們無法忽視的，那就是，執行禮所要求的標準，是需要充足的經濟實力做後盾的。說白了，禮是有錢人玩的遊戲，沒錢的窮人玩不起，哪怕他知道應該怎麼玩。隻要經濟能力上達不成禮的要求，就不得不當“小人”，哪怕很不情願。
究竟是君子還是小人，一切用事實說話。以這個角度來看，君子其實是社會階層的分水嶺，也是這個階層的代名詞，按今天的話說，大致相當於社會精英。而小人，則是經濟能力不足以維係禮的要求的普通社會群眾，也就是所謂的草根。
說到這，我突然想檢驗一下，自己的這個觀點是否能站得住腳。根據我們以往的常識可知：君子之所以被稱為君子，是因為他們的道德高尚。而就我們剛剛討論的觀點來看，君子的稱謂是受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所決定，至於是否“道德高尚”，還是個未知數。那麼這兩個觀點究竟哪個更符合現實情況呢？
莊子“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理論，顯然已經否定了社會精英階層的仁義道德之說。也就是說，君子以上的階層，他們把持著話語權，顯然有更充分的資源來搶占道德製高點，也就是具備粉飾自己道德的條件。
當有人受到精英們的恩惠，受到他們的經濟照顧時，從常理上說，受惠者自然是要說出褒揚的話來，什麼對施惠者有利說什麼。社會不是看重道德嗎？那就說他道德高尚，說他是君子。說的人多了，假的也就成了真——從眾心理讓人們都願意接受這說法中的信息。“二戰”期間德國的宣傳部長對類似情形頗有心得，有句至理名言說得好：謊言重複千遍就成了真理。反過來說，一個道德高尚而沒有經濟基礎的人，不能給人施加經濟上的恩惠，不能完成“禮”的要求，那麼他的道德水準將無人給予口碑，甚至有人會給以惡評。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即便是有再高尚的道德也將在這誹謗中煙消雲散。
事實證明，道德既不能成為人類行為的剛性約束，也不能成為直接的經濟來源渠道。
我陡然發現，這似乎是麵對應現實的鏡子，一切所謂的高尚都是那麼的虛妄。昔日的君子與今日的社會精英沒有什麼不同，隻不過今天的精英們披著的華麗包裝更多一點，什麼企業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在他們得勢的時候，也就是能做到“禮”的時候，他們永遠是優秀的、高尚的、脫離低級趣味的人。一旦失勢了，失禮了，那麼現實將毫不客氣地把他們浮華的外衣扯掉，並打回原形。
說到這，我們幾乎無可置疑地認定：因為是“君子”，所以才“道德高尚”，而不是因為道德高尚才是君子。國學中所有關於君子與道德的信息，皆是因果倒置。反過來說，因為是“小人”，於是沒有讓大批人讚揚追捧的經濟條件，所以道德高尚不起來。
延續著這個思路，孔仲尼所言的“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將別有深意。前文說過，小人是普通的社會群眾，在經濟的支配能力上較弱。女性與小人的相似點也在於此。造成女性在經濟上支配能力弱的原因，是長期的社會現實所致，此處不做討論。我們隻看這兩者的共同點，也就是欠缺在經濟活動中的支配地位，這決定了他們在社會活動中缺乏話語權，更無法按照“禮”的要求，在社會活動中承擔起對應的責任和義務來。依照孔夫子一貫向強權拜倒的思維方式和處事原則，“小人與女子”這些在社會活動中扮演配角的人不值得交往，因為他們不能在自己獲得名與利的意圖中給予任何幫助，所以，才有如此感慨。
《禮書》中又談及了“禮是人道的最高境界”，“不守禮的人不必以禮相待”一節，這說法正暗合了前文所敘的關鍵：沒權沒錢的人，不值得交往；沒辦事能力的人，不值得給他花錢。作為前敘觀點的佐證，這裏雖然說得含蓄、隱晦，可其中的功利思想卻沒打半點折扣，反倒是更為淋漓盡致地得到表達和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