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地講，這些專業的樂師是要吃飯的，為統治者服務，統治者就要供養他們。那麼供養他們的經濟來源從哪裏來？答案不言而喻，是財政收入。也就是說，供統治者娛樂的音樂會規模越大，需要的樂師就越多，那麼需要在財政上的支出就越多，相應的，需要從統治範圍內征收的稅就越多，區域內的民眾經濟負擔就越重。
當然，還有一種觀點是，統治者找的樂師都是業餘的，是非職業的，隻有開音樂會的時候才來表演，平時各自有各自的工作。找他們來，是不支付工錢的。這不就不增加社會負擔了嗎？這顯然是個荒唐的論調。把可以用來工作，並獲得經濟收益的時間用來給統治者服務，這相當於另一種納稅，以勞務納稅。而且這種納稅是隱性的，是很難直接發現的。如果要對納稅額進行精算，就要以時間為標準，以個體在單位之間內獲得經濟收益為單位來進行計算。所得出的經濟收益數學值，就是他的納稅額。
嚴格算起來，這兩種形式中的任何一種，都將會加重民眾的經濟負擔。倘若統治者以此為樂，頻繁地舉行音樂會，而且在音樂會的規模上不加限製並肆意擴大化，那麼將給社會帶來的經濟負擔之重，是非常可怕的。這沉重的經濟負擔很可能才是引發平民妻離子散的根本緣由。如此說來，這怎麼能讓他們樂得起來呢，這又豈是一個簡單的是否“與民同樂”的問題？況且這音樂會真的就是為大眾喜聞樂見嗎？這也很難講。所謂眾口難調，就是這麼個道理。各自的喜好需求不同，即便你把人家請來，一起欣賞這音樂會，他也未必喜歡，何況這又是用他血汗錢來置辦的場麵。
當然，強詞奪理一點說，這雖然相當於強製賣給買家一個不喜歡的商品，有強買強賣的味道，但是總比連點甜頭都不給的強。
同理，統治者所沿襲“禮”所要求的，祭天、封禪、巡遊等大規模的、帶有濃鬱政治色彩的禮儀行為，其規模越大，對經濟的消耗也就越甚。對於這種在儀式上的奢侈與浪費，有四個字概括是“好大喜功”，而跟著這四個字背後的還有四個字：勞民傷財。
花多少錢，辦多少事
前文介紹了禮的背景，由此不難判斷，禮的施行範圍是囊括了整個社會。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都要遵循禮的原則，也就是經濟的交換原則。隻是在具體執行標準上有所區別。這點在《禮書》裏說得非常詳細：
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得其次序，聖人也。
這段話翻譯成標準的白話文是：文彩繁多而情欲淡薄的，是過盛的禮；文彩不足而情欲濃厚的，是簡易之禮；文彩和人情互為表裏，糅合適中，才是禮的中流。君子能上得過盛之禮的文彩，下得簡易之禮的人情，中不離中流之禮那樣的文情適中，緩急左右不失於禮。所以說，君子的本性就是守中道，不偏激。能嚴格以禮義的範疇作為行動範疇的，是士君子。此外的是平民百姓。在士君子和平民百姓之間，既不像士君子那樣拘泥，也不像平民百姓那樣不守禮範，而是能徘徊周旋，隨事曲直而變化，總不失禮之次序的，便是聖人。
然而即便翻譯成白話文，讀起來仍舊有種隔靴搔癢般的感覺，顯得不夠透徹。於是我們進一步去探究它的深意。
所謂“文彩”，無非是禮的表現形式，請客吃飯是禮，請人洗三溫暖、SPA也是禮，請人打高爾夫球也是禮，當然，直接點現錢，或者出讓其他經濟利益同樣是禮。說到底，無非是個經濟價值出讓的問題。而這經濟價值的計算衡量方式，依然脫離不了會計準則，也就是以通用貨幣來計算。以最通俗的說法來解釋，文彩的多寡，就是指花錢的多與少。
那麼這裏的“情欲”，其實就很好理解了，應該是指代想通過送禮而求人辦的事。
兩者聯係起來，事情就變得簡單了。求人辦事，錢花多了，是不經濟的做法；錢花少了，讓辦事的人不痛快，可能不給辦事，或者是一錘子買賣，沒有以後辦事的可能。所謂“君子”，就是懂得求什麼人，送什麼禮，會根據對方的社會等級，在與之交往的過程中，應該執行什麼樣的花錢標準，並且嚴格按這個規矩辦事。
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出：千裏送鵝毛，禮輕情意重，此係扯淡。前文提過，在社會活動中，所謂“情意”，所謂“人情”，無非是使利益交換變得含蓄而易於被人接受。禮的經濟價值高，利益受讓方的經濟感官就會感覺到愉快與舒適，也就是“情意”重；反之，禮的經濟價值低，那麼利益受讓方的經濟感官就會缺乏快感，甚至是失落，這就談不到“情意”了，更毋論一個“重”字。所以，除非這個鵝毛能作為一種信用憑證，它的存在能給接收它為禮的人帶來豐厚的經濟收益，才可能談到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