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禮，古人的溢美之辭不絕於耳，最常見的形容詞是“博大精深”和“包羅萬象”。比如說吃飯，要按禮數來，出門，也要講究個禮，估計連如廁也要按禮行事。這也就是說，禮，作為條條框框是滲透到整個社會中的所有角落裏去的，而且非常具體地涉及社會成員的各種行為，小到個人生活，大到國家活動，無不囊括其中。
有關禮的廣譜性，還真不是空穴來風。《禮記》有雲：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
如此看來，禮還真對得起前文提起的兩個形容詞，其涵蓋範圍幾乎囊括了古中國所有的社會生活。那麼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呢？它是怎麼得出來的？它是由誰主導或者是由誰創始的？條件反射樣的三個問題，催使我查了很多資料，但遺憾的是，沒有一個確切的結論，反倒是越查越糊塗。
有關禮的源頭，大概應該自《周禮》始。說“大概”是因為目前沒有其他證據表明，有其他與禮相關的史料早於《周禮》。相傳《周禮》是由周公旦所著。然而近代學者通過對考古文獻等資料的研究，卻發現事情並非如此。一部分學者認為，《周禮》很可能成書於戰國末而並非西周。也就是說，《周禮》的作者並非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周公旦，很可能是在這部書傳承的過程中，經手人添油加醋地潤色了不少。
這樁曆史懸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連諸多曆史學家都未能達成共識，實非我輩這些外行人士能說得清楚的，於是隻得作罷。
禮的價值可以通過會計方式進行核算
盡管對禮的源頭摸不清楚門路，我依然還是沒有對它喪失興趣。另一個懸疑問題持續橫亙在腦海裏揮之不去。到底是禮這些行為先存在，後有人總結出規範，還是先有人事先做好規範，後有人遵循的呢？這似乎像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又進入了一個死循環的怪圈。
在苦思不得其解之時，偶讀《史記》，無意中卻在《禮書》臨末的地方發現了一點線索：（禮）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用白話文表示說是：禮以應用財物為表現形式，以區別貴賤為文彩，以多少表示等級的差異，以繁簡為要領。
這點線索啟發了我，原來禮不是空口白牙靠嘴說出來的，而是在其背後跟著一定的經濟利益來往。也就是說，沒有經濟後盾做基礎，根本就談不上禮。順著這條思路走下去，我似乎想通了一些關於過去沒考慮明白的問題。
《禮書》中開篇就提到了“觀三代損益”，這三代指的是夏、商、周。這說明禮的形成並非是一夕之功，而是多年來社會文化的沉澱和積累。由此我們還可以推斷出，禮在夏代之時就應該有了雛形。至於“損益”，個人認為應該是禮數的變遷——這符合人類社會行為的發展、變化規律，即在實踐中不斷調整、進步。
如此說來，《周禮》的形成，是有著相當成熟而且深厚的社會習慣作為基礎的，它絕不是憑人為主觀臆斷捏造的產物，而是集社會生活習慣的大成所得出的規範文本。我們無法考究《周禮》究竟成書於何時何地，但絕不排除在傳承過程中有增刪補益的幾率。所以，從《禮書》中介紹的情況來看，我個人更傾向於認定，今天我們看到的《周禮》，很可能是經過多人之手修改、校訂後的文本。至於修改原因，料想是為了使其更符合當時的社會需求。
延續著這個思路，我繼續在《禮書》中尋找著蛛絲馬跡，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新的線索又被找到了。《禮書》中有這樣一句話：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
簡單點講，這句話就是說，從政府官員到普通社會成員，無論是衣食住行，還是婚喪嫁娶，都有著各自的標準。這標準是按什麼來劃分的呢？答案是嚴格的社會等級。
這短短一句話裏，所蘊涵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首先，結合前文所言的曆史背景，和今天中國社會中的風俗習慣，我們基本可以判斷出，婚喪嫁娶這些社會活動，以及社會成員在其中扮演的經濟角色，自打上古時期就有了相對的規則。舉個通俗的例子說，某人有朋友結婚，他自然要去出席婚禮，而出席婚禮是要帶著“禮”送給新婚夫妻的。以今天的習慣來看，這禮絕大多數是直接以禮金的形式存在。更直白點說，就是點現錢。極個別的，可能會送些別致的獨特的禮物，但是最終衡量這禮物價值的，往往還是以會計形式。也就是折算成通用貨幣的辦法來作價值衡量標準。